李嘉图的见解告诉我们，贸易壁垒——无论它们是给农民的补贴、对纺织品的限制，还是对电视机的征税，都使我们和中国受损。是否中国人真的比我们更善于制造一切东西，这无关紧要：他们应该坚持生产的产品，应是他们的经济体能最有效生产的产品。与此同时，我们尽管生产所有东西的成本（明显）都更高，也应该坚持生产对我们来说最有效的产品。这种观点等同于大卫·李嘉图给我和爱德华·威尔逊的建议：我或许在所有方面都更差，但我仍应该坚持写作经济学书籍，而爱德华·威尔逊先生应坚持写生物学书籍。然而，贸易壁垒同样是这种常识性安排的壁垒。
或许举个例子可有助于说服那些心存疑虑的人。比方说一名美国工人能够花半小时生产一把电钻，或花一小时生产一台液晶电视机；一名中国工人能够花20分钟生产一把电钻，或花10分钟生产一台液晶电视机。中国工人显然是制造行业的爱德华·威尔逊（顺便说一句，本例中的生产率数字不但是虚构的，而且完全脱离实际。对中国人来说很遗憾，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在生产率方面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工人。他们之所以能够竞争，只是因为他们的工资低很多。实际上，低工资和低生产率之间是一种非常紧密的关系）。
如果中国和美国没有贸易，那么在美国要生产一台液晶电视机和一把将电视机固定到墙上的电钻，则需要花90分钟时间。在中国，所花的时间是半小时。如果贸易保护主义大行其道，情况就会是这样。
如果没有贸易壁垒，我们就可以进行交易，做到两全其美。中国工人花20分钟造两台电视机，美国工人花一小时生产两把电钻。用一把电钻交换一台电视机，双方都从中获益，因为都节省了1/3的时间。当然，效率更高的中国工人可以提前下班，或挣更多钱，但这并不代表美国工人在贸易中受损。事实恰恰相反。
的确，如果中国工人多加一点班，他既能够完成自己的工作，又能够完成美国工人在本周所做的工作。但是，他为什么要如此慷慨呢？中国人向美国出口电视机并非为表达善意，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们与之进行交换——即使像我们假设的那样，中国人更擅长制造这种产品。
事实与大家的普遍想法相反，贸易不可能使我们都丢掉饭碗，我们不可能只进口产品而不出口产品。如果只进口不出口，我们就无法购买进口商品。要想进行贸易，美国必须有人生产销往海外的东西。
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比如说匹兹堡的美国工人在生产那些电钻。这些工人拿的是美元工资，工厂占地的租金以美元结算，供热费、电费、电话费也都是以美元结算。但是这些电钻被出口到中国，在当地进行销售，或用于制造以中国货币（人民币）结算的商品。由于制造费用以美元结算，而收入以人民币结算，因此必须将人民币“换算成”美元来支付匹兹堡工人的工资。当然不存在将美元变成人民币的魔法,唯一有效的方式，就是让美国的进口商提供美元换取人民币，进口商可以拿人民币去进口商品，以出口带动进口。
有一点会令某些人感到奇怪——经济学就是研究事物之间的相关性：商品和货币不会时隐时现。如果美国不出口商品，美国之外的人不能用美元购买商品，那么美国之外就不会有人接受美元。
在一个更复杂的世界里，美元与人民币、电钻与电视机之间无法进行交换。我们将电钻卖给沙特人，沙特人将石油卖给日本人，日本人将机器人卖给中国人，中国人将电视机卖给我们。我们可以暂时借钱——美国目前正这么做，或者我们可以建立电钻加工厂，然后出卖工厂而非电钻，但是货币循环到最后会完全平衡。我们之所以买得起进口产品，是因为最终美国出口的商品能赚回那么多钱，这个道理适用于每个国家。
也可以用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来进一步说明。想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非常热衷于自给自足。“我们需要鼓励我们本国的经济。”贸易与工业部部长说。所以政府严禁进口外国商品，并派人巡逻边境，严防走私。这样做的效果之一是：很多人将付出努力去生产以前进口的商品：这当然是对本国经济的一种鼓励。但另一效果是：所有出口企业将很快凋零。为什么？因为如果没人能花外汇去进口商品，那么谁愿意将时间和资金用于出口商品以获得外汇？虽然一部分本国经济得到鼓励，但另一些企业却被削弱。“禁止进口”的政策也是“禁止出口”的政策。实际上，贸易理论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定理，那就是以经济学家阿巴·勒纳（Abba Lerner）命名的勒纳定理（Lerner Theorem）。该定理在1936年就已证明：对进口商品征税，就完全等同于对出口商品征税。
勒纳定理告诉我们，如果为保护美国电视机制造行业的工作机会而限制进口中国的电视机，那么就等同于为了保护电视机制造行业的工作机会而限制出口美国电钻。实际上，美国电视机制造行业根本不是在跟中国电视机制造行业竞争，它是在跟美国电钻行业竞争。如果电钻行业更有效率，那么电视机制造行业将无法生存，就像爱德华·威尔逊虽然做一名财经记者将大有前途，但他作为科学家的水平更高，所以他永远不会去做一名财经记者。
这肯定可以使我们以新眼光来看待贸易壁垒，但这并未证明贸易壁垒造成任何伤害。毕竟，贸易壁垒带给美国电视机行业的好处很多，超过它对美国电钻行业造成的伤害，对不对？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告诉我们：答案是否定的。正如我们所知，如果开展自由贸易，中国和美国的工人要生产像贸易受限时一样多的商品，那么他们就可以比从前早下班。
以实际经验为依据的常识性答案也是一样。可以比较一下韩国与朝鲜，或奥地利与匈牙利。要举个粗略的例子说明开放的自由经济比封闭经济好得多，只需指出：在1990年柏林墙刚刚被推倒后，奥地利人平均比匈牙利人富2~6倍（这取决于你的计算方法）。当时的韩国人很富有，但朝鲜却有人被饿死。朝鲜非常封闭，以致很难去测评它有多穷。
贸易壁垒总是弊大于利，这不仅指壁垒针对的国家，而且指树立壁垒的国家。无论其他国家是否用限制贸易的措施来折磨自己，我们不这么做，就会过得更好。伟大的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曾讽刺说：“不能因为其他国家往它的港口扔石头，我们也要往自己的港口扔石头。”几百年前兹温港湾泥沙淤积之时，布鲁日人毫无疑问明白这一道理。
这并非说自由贸易对所有人都有利。价廉物美的外国产品不会将我们国内的企业都挤出市场，否则我们就没钱来购买外来产品，但外来商品的竞争会改变我们的经济平衡。再回到电钻和电视机的问题上，在例子中，虽然中国人更善于制造电钻和电视机，但我们在与中国交易时仍可生产电钻。实际上，我们生产的电钻数量比以前高出一倍，但我们的电视机行业遭到了淘汰。这样对电钻行业有利，而对电视机行业有害。电视机行业的人会失业，他们必须学习新技能，在电钻行业重新就业，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整体而言，美国获益，但有些人会遭遇失败，而失败者会诅咒资源贸易，并要求对电视机进口加以限制——尽管我们现在知道，他们这样做等同于要求限制电钻的出口。
即使最浅薄的历史学家，也知道英国的勒德分子暴动。勒德主义运动（Luddism）于1811年在英格兰中部爆发，熟练的纺织工人拼命抵制新技术：织袜机和剪羊毛机。勒德分子组织起来，捣毁了工厂和机器（“打破框架”），抗议新的经济系统。与现代暴徒的形象相反，勒德分子只是针对涉及他们生计的真实威胁做出反应。
那么，技术变化会伤害某些人吗？毫无疑问。它使整个英国陷入贫困了吗？荒唐论调。这个过程未能将失去生计的人的痛苦最小化，但是很显然，技术进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了。
也可以将贸易看成某种形式的技术。例如经济学家戴维·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就分析说，美国有两种生产汽车的方式：可以在底特律造汽车，也可以在艾奥瓦州造汽车。在艾奥瓦生产汽车用到一种特殊的技术，一种将小麦变为丰田汽车的技术：只需把小麦装上轮船，轮船开向太平洋，不久后轮船就会载着丰田车回来。太平洋上将小麦变成丰田车的技术就叫作“日本”，而它可以轻松成为未来的生物工厂，漂浮在夏威夷海岸附近。无论如何，底特律的汽车工人与艾奥瓦的农民直接形成了竞争。对日本车的进口限制将帮助汽车工人，但会损害农民。这些限制措施相当于现代版的“打破框架”。
在一个文明而进步的社会里，解决方案不是禁止新技术或限制贸易，也不能忽视那些因为技术、贸易或其他因素而失业、陷入窘境的人。要给社会进步让出空间，同时为遭受伤害的人提供支持，对他们进行再培训。
这话或许听起来冷冰冰的。毕竟，有人想找工作却找不到工作，这总是一种个人的悲剧。然而，为了自身利益而反对自由贸易的利益集团过度渲染了贸易的影响。1993—2002年，美国失去的工作岗位接近3.1亿个。在同一时期，美国创造的工作岗位超过3.27亿个。相对于1993年，2002年新增就业人数1 800万。在3.1亿人次的失业中，每人失业时都会得到同情和帮助，无论其失业是否与海外的竞争有关。无论有无对外贸易，健康的经济体总是在不断失去一些工作岗位，同时也创造一些工作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