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盗，无所不在的强盗
或许，比亚的控制力不像我们起初所想得那么强大。如果你想坐车从布埃亚市到更靠北的巴门达，最常见的方式是乘坐公共汽车。小型公共汽车承担了喀麦隆所有的长途客运工作，这种车按设计要求应该坐10人，那样人人都比较舒服，但司机总等上13位乘客付费时才出发。大家都争抢着坐司机旁边那个相对宽敞的位子。这些车又老又破，但整个交通系统运转得还不错。
如果不是因为政府的不良影响，情况还会好得多。有时政府对社会问题根本就是漠不关心。例如，从布埃亚到巴门达的最快路线尽管不是最短路线，但它通过喀麦隆讲法语的地区，那里有较好的公路。开车时先向东走两小时，再向北两小时，再向西两小时。这比直接开车向北快得多，因为直接向北的道路是通过喀麦隆讲英语的地区，道路的质量非常差。因为讲英语的地区在政治上没有实力，所以比亚的政府往往忽视那里人们的利益。讲英语的少数民族抱怨说，当扶贫机构为喀麦隆出资建公路时，政府只将收据寄给他们，并不在讲英语的地区修路。
毫不夸张地说，第二大障碍就是警方设置的大量路障。横行霸道的警官经常醉醺醺地拦住小型公共汽车，千方百计向乘客索贿。他们通常会失败，但有时他们非常强硬。我的朋友安德鲁曾经被拉下汽车，然后被骚扰了几个小时。最终向他索贿的借口是，他没有黄热病的免疫证书，这本来是入境时需要的东西，坐车时并不需要。那位警官耐心地解释说，喀麦隆必须防止这种疾病的传播。两瓶啤酒的钱使他确信，这种流行病已经被阻止，所以安德鲁搭上了后面一辆公共汽车，3个小时后才到达目的地。
这甚至比曼瑟尔·奥尔森的模型预测得还低效。奥尔森自己都可能承认，他的理论即使以最严厉的形式，也会低估坏政府给人民造成的苦难。比亚总统需要使成千上万的军警官员、公务员以及其他支持者感到满意。在一种“完美”的独裁统治中，他将直接征收必要的、损失最小化的税款，并将收入分配给他的支持者。事实证明，这种管理方式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要求很多关于经济的信息和对经济的控制力，而一个贫穷的政府无力做到这一点。取而代之的是，政府所容忍的大规模腐败行为。
腐败不但带来不公平，而且造成巨大浪费。警官花时间骚扰乘客，只为换回适当收入，成本却是巨大的。整个警察队伍都忙于索贿，无力去抓罪犯。4小时的路程花5小时。乘客必须费事地进行自我保护，他们不敢多带钱，尽量少出门或在多人同行时出门，携带大量文件以防给警方找到索贿的借口。
路障和敲诈勒索的警官生动体现了一种明显的腐败形式，但在整个喀麦隆的经济中，还有很多隐形的路障。世界银行已在关注这类问题，因为它最近开始收集有关小企业法规的一些数据。世行发现，喀麦隆的企业家要想建立一家小公司，必须向官方支付一大笔费用，几乎相当于喀麦隆人均年收入的两倍（相比之下，我在旅游签证上的花费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购买或销售房产的费用，几乎相当于房产价格的1/5。要让法庭强制兑现一张未付款的发货单，需要花近两年时间，费用超过发货单价值的1/3，而且要求办理58道独立的手续。这些荒唐的规定对那些执行规定的官僚们来说是好事，因为每道手续都是一次索贿的机会。标准程序越慢，支付“疏通费”的诱惑力就越大。结果就是，比亚总统得到足够多官员的支持，牢牢把握着自己的权力。
然而，这不是唯一的后果。因为劳工规章制度的僵化，只有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才能签订正式合同；妇女和年轻人只能在“灰色”市场中谋生。繁文缛节使新企业望而却步。法庭办事拖拖拉拉，这意味着企业家被迫拒绝新客户提供的机会，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被骗，他们根本无法保护自己。贫穷国家有这种法规的最糟糕范例，而这正是它们贫穷的主要原因之一。富裕国家的政府完成这类任务时，通常速度快、费用低，而贫穷国家的政府官员只想借机将更多的钱放进自己的腰包。
制度至关重要
政府的强盗行为、大范围的浪费、强制性的规章制度都在为索贿提供方便：在增长与发展的拼图难题中，这些都是缺失的图板。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研究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都在念一句咒语：“制度至关重要。”当然，“制度”的真正含义是很难说清的，将坏制度转变成好制度就更难了。
但进展还是有的。曼瑟尔·奥尔森的强盗政府理论以一种简化的形式，使我们理解不同类型的政府如何影响国内每个人面对的激励机制，虽然它很少告诉我们如何将情况变得更好。
在世界银行对规章制度的测评结果中，我们很好地认识到一种制度：小企业法规。这一项目还说明，直接的宣传能够改善这类制度。例如，世界银行曾做广告曝光了一个事实：埃塞俄比亚的企业家要想开一家公司，就必须拿出4年的薪水在政府的报纸上发布一份正式声明。之后埃塞俄比亚政府决定妥协，取消了有关规定，新注册的公司马上增加了近50%。
很遗憾，让腐败政府改变其行为方式并非总是这么容易。虽然大家越来越多地认为制度弊端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关键原因，但多数制度无法用奥尔森等人的精彩模型来描述，也无法用世界银行精心收集的数据来说明。多数不恰当制度之所以不恰当的原因，都有其特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