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万美元的房子怎么只卖了3 000美元
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美国政府聘用博弈理论家帮助出售频谱使用权。这一任务并不轻松。对竞拍洛杉矶牌照和圣迭戈牌照的公司来说，要么买下两张牌照，要么一张都不买，因为运营相邻的网络成本更低。但在还不知道谁将得到圣迭戈的牌照时，如何明智地竞拍洛杉矶的牌照？博弈论的一个部分就代表了这种复杂问题。博弈理论家设计了一系列复杂的并行拍卖方案。
开始时牌照的出售非常成功（政府获利丰厚），但几次拍卖会之后，问题就来了。那些博弈理论家将复杂问题处理得很好，但却犯了一些简单的错误，如在公布竞拍价格时，未将价格四舍五入到千位。各公司利用这一点，在竞拍时故意报出包含地区代码的价格。这样竞拍者就可以发出信号，说明他们喜欢哪些牌照，如此一来，各公司不必相互间展开激烈竞价，就可以瓜分美国的电信市场。这种做法甚至不需要一种（法律）协议，因为拍卖会允许发出这种明确信号。这像是在作弊，但没人能够证明。首次拍卖的3年后，在1997年4月的拍卖会上，政府筹集的钱还不到其期望收入的1%，据很多评论家分析，这是因为各家公司已学会通过避免相互竞争去作弊。
这就相当于将你30万美元的房子卖了3 000美元。这种事情的发生好像很难理解，但其实很简单。如果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潜在买主要买你的房子，他们可以协商好，相互间不进行竞价。低价买下房子的人需要想办法去补偿其他人。最明显的补偿方式就是，在未来的拍卖中不与他们竞价。以同样方式，各电信公司好像找出了一种办法，同意在不同地区频谱牌照的拍卖会上，相互间不展开竞价。这是对博弈论的羞辱，只比将牌照免费赠送稍强一点。
换一种方式看美国拍卖的问题就可以发现，其实是那些博弈理论家未能明白，他们所分析的内容只是一个更大的博弈的一部分。政府就像是一个得意扬扬的扑克牌玩家，未能注意到房间里隐藏的摄像头，也没发觉其他玩家正在点头眨眼打暗号，轮番将钱装进自己的口袋。他心目中认为自己在玩的游戏，其实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游戏。
针对笨人的博弈论
无论是拍卖会上的共谋还是打牌时的作弊，现在都必须清楚，博弈论既是数学，也是艺术。所有的博弈在模型化之前，都需要某种简单化的假设，如果理论家采用的是错误假设（例如，竞拍者不会利用地区代码协调出瓜分市场的方案），那么他们就会针对错误问题得出完美答案。
最艰难的挑战之一植根于博弈论的起源：它是由纳什、冯·诺伊曼等人研究发展起来的，而这些人几乎都是拥有超人的才智。这既是博弈论的巨大优点，也是它的巨大缺点，因为博弈论要成功，它必须提供关于普通人的理解。博弈论在表达人们将采取的行为方式时，就像是在给出一个数学等式的解法。它假设高度理性的玩家能够马上解答极难的问题，而如果用博弈论作为实用工具去解释普通人的行为，那么这种假设就显得不现实了。纳什和冯·诺伊曼的确能够马上解答此类问题，而我们这些普通人则做不到。
例如，博弈论告诉我们，国际象棋不值得下，因为从理论上讲，棋局的结果是注定了的：一位玩家能够决定结果。然而，我们不知道决定结果的是执黑棋的人还是执白棋的人，我们不知道被决定的结果是赢还是平，而且我们肯定不知道这盘棋的对局过程。我们只知道，从理论上讲，被决定的结果是可能的。在现实中，就连最出色的玩家（电脑或人类）都不知道这种最优策略，而现实中的一盘棋结果如何，那是很难预先确定的。因此，如果我们都足够聪明，知道如何下国际象棋，而一种理论告诉我们国际象棋无关紧要，那么这种理论有何用处？
并非所有人都能像天才那样思考。在玩扑克游戏时，我们多数人拿到好牌时会加大赌注；冯·诺伊曼说，正确的打法是在牌可能最差时加大赌注。当2000年冯·诺伊曼的信徒克里斯·弗格森（Chris“Jesus”Ferguson）赢得世界扑克牌联赛的冠军时，他证明了这一点。但与你的伙伴们在车库里玩牌可不是世界大赛，对于醉醺醺的乱吹牛的玩家，博弈论做何解释呢？
这种异议并不能形成对博弈论的致命打击。对于各种错误、遗忘、误报，还有参照冯·诺伊曼无法企及的高标准玩家可能遭遇的任何失败，都可能建立起模型。难题在于，需要考虑的错误越多，博弈论就会变得越复杂、用处就越小。对于博弈理论家来说，利用经验与利用纯理论同样重要，因为如果博弈变得太复杂，以致玩家无法理解，那么理论就会不实用，因为理论不能告诉我们它的实际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