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治理污染
20世纪90年代，美国环保署决定治理酸雨问题时，发现了外部效应费用在治理污染中是多么节省成本的手段。环保署想减少发电厂的硫污染。似乎减少硫的排放是有效的，但减少污染物排放既有收益也有成本。因此，管理者不能确定他们该要求减少多大量的污染物。
麻烦的地方在于，关于减少污染的成本，厂家会向管理者撒谎。毕竟，甚至呼吸都会排放污染物——二氧化碳。管理者总不能为了防止污染让大家停止呼吸吧？那么该减少什么污染物呢？如何减少？转而采用其他发电方式？问问造成污染的发电厂，他们都会告诉你，减少他们那里的污染物就像是禁止人呼吸——代价非常高，所以应由别人做出改变。
但是，逼出他们的真话并非很难。管理者可以找出减少污染物所需的成本，只要告诉他们，要么改变他们的排放方式，要么缴费。看他们做何选择，然后根据他们的行动进行判断。
环保署在硫排放的问题上使用了这种办法。他们组织了一次拍卖会，对二氧化硫的排放权进行拍卖，因为酸雨正是二氧化硫的排放造成的。造成污染的厂家可以得到一定配额的排放许可证，他们要么在拍卖会上购买更多许可证，要么通过停产、安装硫净化器或购买清洁煤炭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在以前，环保署让他们安装硫净化器时，发电厂都说这么做耗资太大，所以他们拼命游说，要求终止这一硬性规定。就连环保署都估计，减少一吨二氧化硫的排放，成本大概在250~700美元之间，还有可能高达1 500美元。但当1993年环保署举办拍卖会时，报高价的厂家寥寥无几。这些厂家当初夸大了他们的成本。到1996年时，许可证的价格已降到每吨70美元，甚至在这一价位上，很多厂家宁可购买清洁煤炭或安装净化器，也不愿购买许可证、继续排放污染物。
管理者发现，净化二氧化硫的成本如此低廉，以致没有什么厂家愿意出高价购买二氧化硫的排放权。到最后，愿意出高价购买许可证的只有学生环保小组，他们购买一张许可证，只为赢得15分钟的赞扬。这种拍卖行动的高明之处不在于降低了硫的排放——通过立法也可以做到这一点，而在于全世界的立法者发现了硫净化的真实成本。它为进一步的立法奠定了基础：制定规则时不再是两眼一抹黑，而是对（最恰当的）成本有充分的了解。而且这为全世界树立了榜样，例如中国的太原正在实施类似的计划。
目前经济学家正在设计类似的拍卖会，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降低气候变化的效应。减少排放需付出多少成本一直存在巨大的争议，但拍卖了油、煤、气的提取许可证后，结果就会出来。拍卖可以温和地开始：2007年，拍卖允许提取的碳的吨数与2006年的数量相同。这就是要求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碳的排放量不能增长。如果很多环境问题专家的话可信，这次拍卖会就可能无法售出所有的许可证，因为基本的节能措施并没有成本。我们拭目以待。
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年，我们将拍卖越来越少的许可证。碳的排放量或许将比许可数量下降得更快，因为投机分子会购买许可证，将它们囤积起来。这不会造成问题：同样数量的排放到最后将会延迟。如果结果证明许可证价格很高，那么因为掌握了相关信息，我们就能进行一次心中有数的辩论。我们就会问：如果气候变化的成本比减少排放的成本高得多，那怎么办？但是很多经济学家相信，就像加利福尼亚的硫排放许可证一样，碳排放许可证将很快表明：脱碳的成本将比我们预料的更低。然而我们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到现在才开始行动？
环境太重要，不能成为道德问题
“今天你怎么到这儿的？”
“什么意思？”
我被搞糊涂了。我来这儿是为了参加一个环保慈善团体组织的研讨会，可是还没走进大厅的门，一位认真的年轻工作人员就开始盘问我。
“今天你怎么到这儿的？我们在搞一个碳冲销（carbon offset）的项目，所以要了解这一点。”
“碳冲销的项目是什么？”
“我们想让我们的会议做到‘碳中和’（carbon-neutral）。我们让每位参会者说明他们从多远来的、使用了什么交通工具，然后我们计算出有多少二氧化碳被排放出来，种多少棵树能够抵消这些排放。”
卧底经济学家禁不住要跳出来。
“我明白了。既然这样，我是从澳大利亚坐无烟煤（anthracite）动力的轮船过来的。”
“对不起……anthracite怎么拼？”
“那是一种煤——非常脏，含硫量很高。哎呀！”
卧底经济学家的妻子在他的肋骨上狠掐了一下。
“别理他。我们俩骑自行车到这儿的。”
“噢。”
这是一个说明卧底经济学家有多气人的例子，同时我也希望，这个真实故事能够引出几个问题。为什么一个环保慈善团体组织一个碳中和的会议？表面上的答案是“这样可以引发关于减缓气候变化的讨论”。这话虽然没错，但容易造成误导。
卧底经济学家从效率的角度看待这些事情。如果种树是对付气候变化的好方法，为什么不把会议扔到一边，尽可能多种树？（在回答问题时，大家都应该说是坐轮船过来的。）如果唤醒环保意识的讨论很重要，为什么不把种树的问题放在一边，多组织几次讨论？
换句话说，当你能够做到“碳优化”（carbon-optimal）时，尤其当会议没能做到苯中和、铅中和、颗粒物中和、臭氧中和、硫中和、交通拥堵中和、噪音中和、交通事故中和时，为什么要进行“碳中和”的讨论呢？该慈善组织还未说清楚是要直接地（通过种树）改善环境，还是要间接地（通过推动讨论）改善环境，就花大量精力保持自己的完全“中立”。但这并不是针对所有外部效应的完全中立，甚至不是针对适当范围内环境污染物的中立，而是在维护其中立性时，只针对一种明显的污染物——二氧化碳，而且他们是以公开的方式大张旗鼓地这么做。
友好的看法是，该慈善团体在树立一个“好榜样”——如果荒谬的行动也能成为好榜样的话。不友好的看法就是，它在故意摆出一种道德高姿态。
这种推理可能使经济学家显得太自以为是，但这是为了阐述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环保慈善团体的道德炫耀行为直接关系到这样的事实：公共政策未能揭示我们的行为造成的环境成本。如果它们做到了这一点，环保专家就可以从经济观点阐明他们的意见，多数的道德论调也将从环保问题的讨论中消失，环境本身的问题也就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处理。
在环保主义只是道德问题的世界里，就连环保主义者自己也不清楚日常决定对环境的影响有多大。一次性尿布（在垃圾填埋场比比皆是）与可清洗尿布（洗涤过程耗电、释放污染性的洗涤剂）相比，哪个更糟糕？就算你是世界上心眼儿最好的人，也很难知道如何做出正确选择。
更重要的是，像很多大大小小的环境问题一样，尿布问题肯定无法在一小撮人那里得到解决：他们总是从道德层面讨论什么是恰当的个人行为，但总是无果而终。作为少数派，绿色和平主义者缺乏正确的环境损失信号，无法号召大家采取恰当行动；与此同时，大多数人即使理解环境问题，也不愿给自己造成麻烦。信息和动力都是必需的，而正如我们在第三章看到的那样，市场能够提供这两种因素。
在分析环境问题时，经济学家一直站在前列，而正因为信息和激励机制的双重需要，他们才倡导采用外部效应定价的方法。经济学家关心环境，都梦想这样一个世界：环境不再是用来做道德表态的问题，而是与市场和“真话世界”恰当结合，因为只有市场和“真话世界”能够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激励机制，能够促使普通人以对环境负责的方式行事。在这样一个世界，我们自身行为的成本都能以市场价格的形式表现出来。塑料会被征税，因为它们无法被生物降解，在垃圾场只能进行填埋处理，这将打击塑料包装、一次性塑料袋、塑料衬里尿布的使用。只有在塑料制品的便利性超出多付的钱时，人们才会采用更贵的塑料制品——人们可能还会使用塑料衬里的尿布，但使用塑料包装的可能性就不大了。造成气候变化的发电方式也将被征税，这将抬高电费，除非我们能够发展出更清洁的燃料。在激励机制的作用下，洗尿布的人和其他人将购买高效的洗衣机，从而减少耗电量。
不用再纠缠于我们的决定对环境造成了多大影响，我们将充分意识到：如果我们愿意为尿布等产品支付外部效应费用，那么我们就能补偿自身行为对他人的伤害。与此同时，我们满怀信心地知道，这种行为带给我们的方便大于它所造成的伤害。我们甚至还会发现，不必老围着尿布转来转去，还有很多改善环境的更轻松方式，干吗老纠缠于这种脏兮兮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