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命值多少钱
前一节已阐明，任何外部效应费用的高低都会引起争议。对于追求建立“真话世界”的卧底经济学家来说，理想的外部效应费用针对的是所有真实的外部成本，而且只是真正的外部成本。
有必要考虑一下，对于开车行为的外部效应而言，理想体系将是什么模样。司机在开车的时候，都会释放损害本地区的污染物，而如果他是在人口密集地区开车，那就向他征收污染费。还有另一种费用，那就是针对每次出行时排放二氧化碳的收费，因为无论在地球表面的什么地方，这种排放都会影响气候变化。在每种情况中，每次出行的价格同时由车辆排放物的清洁程度决定。如果在拥堵时段的拥堵地区出行，司机还将面临另外的收费。排放更多污染物的老式公共汽车将被征收重税，这将推动它们的引擎升级；重型车辆在使用不堪重负的道路和桥梁时，也要缴费；SUV（运动型多用途汽车）车型也要缴费，因为在交通事故中，它们更容易将司机或行人置于死地。
这是说我们要恢复针对昂贵车辆的“奢侈品税”吗？根本不是。奢侈品税几乎肯定在环保方面具有消极意义，因为它鼓励人们使用陈旧的、污染更严重的车辆——通常便宜的旧车比新车更污染环境。SUV要缴的税可能更多，因为它们不但耗油多，而且重量和高度对其他车辆构成威胁，但不是因为它们更昂贵。征税的目标是鼓励人们开更小、更轻、更高效的车，不是鼓励人们开更便宜的车。
这听起来很复杂。有可能发挥作用吗？很容易想象：每辆车有一个小电脑，它接入全球定位系统，能够跟踪交通拥堵的情况；电脑还监视车辆的尾气排放装置，仪表盘上不断显示当前行车时发生的费用，或许还有提示：“蒂姆，你目前行车每分钟支付9美分。你知道吗？如果你将引擎修理一下，就能将费用减半。”
这种技术会实现的，其中大部分已可以实现，但还有一个难点：搞清楚外部效应的真实成本。电脑能够测量交通拥堵和污染的状况，但在堵车时他人被浪费的时间成本是多少？以颗粒物或苯毒害他人的成本是多少？与其他很多外部效应相关的外部成本与收益都是难以测量的——时间、健康、安静的环境，甚至还有死亡。
为将问题阐述得更透彻，我们或许可以关注特定的实例：开车行为带来的外部效应如何定价。实际情况的测量非常困难：多一辆车对道路造成多大损坏？多一辆车增加多少噪音？多少事故？耽误其他车辆多长时间？多少污染？污染对健康的危害有多大？更困难的是心理影响的测量。人们对各种各样的烦恼有多在意：污浊的空气、噪音、时间的耽误、压力，甚至还有疾病和死亡，更别说每个人对这些东西的重视程度又不同。
面对这些问题时，我们很容易产生放弃的冲动。为噪音或耽误的时间定一个价格肯定是不可能的，为人的生命定价好像也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我们认为可以不做这些决定，那就真的是拿自己开玩笑了。政府推行某种政策时、你每次做出个人的选择时，其实都意味着已做出了一种价值的评估，尽管没人坦然表达这一点，甚至面对自己时也不敢承认。
从个人角度，我们不断做出决定，给我们自己的环境、时间，甚至生命定一个价。在租房或住旅店时，如果你为躲避嘈杂地区而多付钱，那么你就是给安静的环境定了一个价；如果你决定等公共汽车，而不是坐出租车，那么你就是在给自己的时间定一个价；如果你嫌麻烦不去购买烟雾报警器，那么你就是宁可让死亡的机会增加，也要节省相应的时间和钱。然而，当你做出这些决定时，你可能没向任何人甚至你自己坦白，你为安静的环境、时间、生命定下了价格。
政府在做决策时，也暗示出他们为我们的生命确定了价格。政府是应该安装更多路牌和标志，还是花钱安装更多测速摄像机，还是改进医疗保健体系，还是资助癌症研究——还是这些事情都不做，而是减税、提高大学的质量，或治理国家公园？这种决策必须做出，而当做出决策时，里面就包含着有关主观价值的假设，其中包括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假设。对外部效应费用的估价非常难，因为要定得恰当，就需要对那些假设进行证明和说明。如果不对它们进行证明和说明，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将受到政治进程的摆布，在最差的情况下，我们将默许某些利益集团的自私要求。
估计这些主观价值的最好方式之一，是研究人们实际做了什么。经济学家有一种“显示偏好”的理论，即人们的偏好经由其作为消费者所做的选择显示出来。你买得起梨，但你买了苹果，因此你偏好苹果而不是梨。对经济学家来说，偏好不只是推测，而是由诸如此类的选择实际确定的。可以简单地说，人们碰到不太明显的因素时也是理性的消费者，甚至碰到与他们的健康安全有关的问题也是如此。如果你花5美元乘出租车可以节省20分钟时间，但你不愿这么做，那么卧底经济学家会得出结论：你宁可将这5美元花在其他方面。这不是个很重要的结论，但有些人还是觉得它可疑。他还得出结论说，根据你租房的决定可以看出，每周的平静和安宁对你来说值15美元；他还观察到你没有烟雾报警器，所以推测出，你不愿花1小时时间和20美元将你的死亡概率减少百万分之一。
两种重要的信息来源透露出人们的偏好：房价和工资。房价包含了一些内在信息，即人们给其他附属设施赋予的价值——商店、草木、低犯罪率、安静的环境、早晨从窗户射入的阳光等等。其中有些可以相当准确地测量，例如，同一条街对面的两座相同房屋价格不同，其价差或许可以显示人们对向阳房屋的偏好程度。还有，如果两种工作所需的技能非常相似，但危险程度不同，那么两种工资就不同，这时工资就显示出某种信息。
这种方法也存在缺陷，尤其是，如果周围安静是因为这里是街道末端，这样就可以让孩子们安全地玩耍，而且因为抗风条件好，还能节省供暖费，这该怎么算呢？每周的15美元里面，有多少是真正付给安静环境的？钻井平台的一份工作收入高但有危险，还同时要求你连续6周不能喝酒，而且所有业余时间待在室内，这种工资如何计算？或许这种报酬与危险无关，倒是与不方便息息相关。要厘清这些因素总是很难的，而且不可能知道你的工作有多成功。但有了足够信息，经济学家就认为他们可以进行不错的尝试。
还有一个问题是：当你购买烟雾报警器时，或许你认为，它只能将你的死亡概率降低五千万分之一，而非百万分之一。所以在贸然确认你为自己的生命确定的价格之前，我们需要弄清楚：你认为烟雾报警器救你性命的可能性有多大。而且我们要确认：你相当理性地不去花太多时间去搞清这种可能性的大小。
虽然这些方法具有争议性而且不完善，但它们反映了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假设：没有人比你自己更关心你的切身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