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偷走了我们的工作
移民问题总是牵动着美国的敏感神经，虽然最近国家安全已成为焦点，但围绕移民问题的争论仍不绝于耳：移民偷走了我们的工作吗？他们可能偷走了你的工作，但他们肯定没偷走我的工作。
高学历工作者的工作岗位要求技能和培训，企业家需要廉价劳动力，这两类人往往欢迎移民参与到国家的经济文化生活中，使之更加丰富。而受教育水平低的工作者往往抗拒低技能的移民涌入，所持理由就是“他们偷走了我们的工作”。或许这种说法显得滑稽，但从他们自身利益考虑，这样说不无道理。
作为一名有技术的工作者，我不愿拒绝移民的到来，而是愿意看到更多的移民。为什么不呢？如果你需要技术工和非技术工一起完成工作，那么对我直接有益的事情，就是看到更多非技术工来到这个国家，并直接侵犯现有非技术工的利益。
想象我和那些高学历的公民是地主，而不是标有“学位”的“草甸”。我的技能和资格是一种资源，就像草甸是一种资源那样。但是，我的技能是一种稀缺资源吗？想象我去为沃尔玛的管理团队工作的情形吧。当我的技能（我们不必说明是什么样的技能）与收银员和货架管理员的辛苦工作相结合时，我们就成为一个生产性团队，谁从中获益取决于谁的能力稀缺。如果这个国家非技术型的货架管理员短缺，那么他们的工资就必然上涨，以吸引更多人进入这个岗位。但如果这个国家缺少的是技能型的管理者，而且非技术型的货架管理员比比皆是，那么我就会因为自己的稀缺性价值而获得高收入，就像一旦足够多的农夫出现时，地主的收入就会因土地稀缺而上涨。
有些人责怪工人阶层因为种族主义反对移民。然而更具说服力的理论是：每个人都根据自身利益行事。新工人对拥有资产的人有好处，因为后者变得相对稀缺，无论他们的资产是草甸还是学位。但如果老工人讨厌新工人，这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受新移民伤害最大的是之前的移民团体，因为后者发现，他们的工资被固定在了最低水平线上。
各种事实支持李嘉图理论对于移民问题的解释。技能型移民降低了当地技能型工人的工资，非技能型移民降低了当地非技能型工人的工资。在英国，由于3万名国外护士的流入，国民保健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的护士收入被维持在低水平线上；在英国的移民拥有大学学位的可能性，比英国本土人高出近50%。相比之下，美国吸收的低技能型移民的比例大大高于英国，所以非技能型人员的工资停留在低水平线上，他们的工资在30年中没有提高。
经济学家应该做些什么
在本章我们一直在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问题，但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已经用一个重要的经济学模型来加深对于不同情况的理解。本章先是客观生动地分析了谁在卡布奇诺生意中赚钱，然后探讨了具有危险性的土地规划、政治禁令和移民问题。
有些经济学家会说，他们对咖啡屋地租的分析与对移民问题的分析没有什么差别。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讲，这话没错。经济学在很多方面就像工程学一样，它告诉你事物如何运作，而如果你改变它们，会出现什么情况。经济学家能够说明，如果让大量技能型移民进入，那么技能型工作者和非技能型工作者的工资差距将缩小，而如果让非技能型移民进入，那么效果刚好相反。至于社会及其领导人如何对待这种信息，那就是另一码事儿了。
不过，虽然经济学本身是一种客观的分析工具，但这并不能表明经济学家总是客观的。经济学家研究权力问题、贫困问题、增长问题、发展问题，但在运用这些模型分析以上问题时，很难对模型背后的现实世界无动于衷。
所以经济学家经常超越自己的角色，去担当经济政策的工程师，成为某些政策的鼓吹者。例如，大卫·李嘉图就是自由贸易的早期倡导者。他在朋友詹姆斯·米尔（James Mill）的鼓励下竞选议会议员。他在1819年当选，当时他倡导废除《谷物法》（Corn Laws），这种法律严格限制谷物的进口。李嘉图的理论清楚表明，《谷物法》让钱流入了地主们的口袋里，而出钱的则是这个国家其余的所有人。李嘉图不满足于分析《谷物法》的影响，他想要废除这种法律。
今天的经济学家们针对保护主义的法律得出类似结论。如我们将在第九章见到的，这类法律维护了特权集团的利益，却牺牲了所有其他大众的利益，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情况都一样。如果采取更好的经济政策，几十亿人可以获益。而由于糟糕的经济政策，几百万人正在死去。有时经济学的逻辑如此具有说服力，这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不坚持某种立场。
[1] 蒲式耳（bushel）：英国法定体积或容量单位，1蒲式耳等于36.37升。——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