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壬：希腊神话传说中的人面鸟身的海妖，她飞翔在大海上，拥有天籁般的歌喉，常用歌声诱惑路过的航海者而使船触礁沉没，船员则成为她的腹中餐。——编者注
“一旦被引爆，它会产生无比致命的放射性沉降物，10个月之内，地球表面将变得和月球一样毫无生机！……理智的人绝不会做这样的事。这种末日机器会自动启动。”
——苏联大使萨德斯基（Sadeski），
电影《奇爱博士：我该如何学会停止担心和爱上炸弹》
（Dr Strangelove, 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Bomb）
为什么你要在一本经济学书籍里引用一部关于核毁灭的喜剧电影的台词？
这能帮助你理解为什么应该有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为什么不应该把这个模型延展到太多经济管理的其他领域里，以及为什么会发生欧元危机。这一章节是讲述可信性的——为什么可信性至关重要，以及为什么它存在固有的风险性。
对于一部20世纪60年代的邪教电影来说，这是几乎不可置信经济学解释力。
我会告诉你，真正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在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创作《奇爱博士》剧本的时候为他提供了咨询。事实上正是和谢林的谈话使库布里克意识到，这部电影应该是一部黑色喜剧而不是恐怖片。谢林成功说服他，全面爆发核战争的场景几乎不会出现。
谢林最开始是一个贸易谈判代表，他为马歇尔计划工作，并敲定了“二战”之后美国援助欧洲的条款。他着迷于精于算计的谈判中双方的出招和对策，以及对博弈论这一最新的研究竞争双方互动的数学模型的滥用。在20世纪50年代末，谢林将他的政策视角以及对博弈论的谨慎热爱带入核威慑研究领域。他成为这一问题上颇有影响力的学者，距离能为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就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和越南战争提供建议也只有一步之遥。
谢林最惊人的观点之一构成了《奇爱博士》的基本情节，那就是承诺策略：通过限制自己的选项，你事实上可能会占据优势，因为它对你的对手的决策也会产生影响。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银行以及运钞车内，工作人员无法开启保险箱。如果劫匪知道员工无法开启保险箱，那么威胁他们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奇爱博士》中想象出来的末日机器就是终极版的承诺策略——一套能够摧毁所有生命并产生大气毒性放射物质长达93年的炸弹，在苏联遭受核攻击（或有人试图拆卸它）的时候会自动引爆。承诺策略就在于此自动引爆机制。正如萨德斯基大使所指出的，只有疯子才会想要启动末日机器，因此要启动它的威胁就是难以置信的。但这个自爆机制是一个完美的威慑——只要苏联建造了一个末日机器，就没有人会攻击它了。正如奇爱博士自己所承诺的：“威慑的艺术在于在敌人的脑海里建立对于攻击的恐惧。”因此，由于自动启动且不可逆的决策机制排除了人为因素，末日机器变得十分具有威慑力，这易于理解且十分令人信服。
谢林在许多其他领域内都发展了承诺策略，包括你的意志力与内心的魔鬼之间的战斗——比如和朋友打一个赌会有助于你戒烟。当20世纪60年代谢林提出这些想法的时候，看起来并不会对宏观经济学起多大的作用。但到了70年代，由于石油危机带来的混乱，观念彻底发生了变化。谢林可信承诺的观点改变了大多数大型经济机构，但这并不只有好的一面。
故事开始之前我们再来认识一下菲利普斯。
发明了MONIAC模型的男人。
差不多。MONIAC模型取得巨大成功后，尽管没有相应的资格证书，1950年菲利普斯仍然被聘请为伦敦经济学院的讲师。他领取最高的薪水，在进行博士学位学习的同时进入了获得教授职称的快车道。菲利普斯在部门内有着恒星一般的声誉。部门负责人，莱昂纳尔·罗宾斯在内部备忘录中写道：菲利普斯很有可能做出自凯恩斯几十年前发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来最重要的贡献。然而在学术界，不发表成果就会死。如果菲利普斯想要名正言顺地获得教授的职位，急需发表一些著作。
自从创建MONIAC模型以来，菲利普斯就被经济系统内的动态吸引——经济就像一个钟摆一样波动甚至振荡，而这种波动可能会被平息。一个工程师自然会提出这个问题，尽管对现在的经济学家来说这依然是个棘手的难题。作为对经济动态研究的一部分，菲利普斯收集了名义工资（作为通胀的代表）和失业的数据，并在一张图上描点。他发现在二者之间存在着强有力而且令人惊讶的、精确的经济联系：当名义工资强势上升时，失业率往往较低。当名义工资下降或停滞时，失业率居高不下。
菲利普斯本人并未对这个发现充分重视，他把它放到一边继续他更深入和复杂的关于平息经济振荡的理论研究。菲利普斯并不急于一时，他是一个喜欢深入思考和提出不同想法的人。但他的领导却很生气，因为他不发表著作他们就无法授予他教授职位。而且如果伦敦经济学院不再聘请他，这个被大家一致认为是天才的男人就可能离开英国而去澳大利亚或者美国。
因此出于领导要求，菲利普斯把他的业余研究整理成为一篇论文。他本人对这个成果并不满意，后来称之为“一蹴而就的工作”。比尔的领导希望能帮帮他，就将这篇论文发表在学院的学报《经济学刊》（Economica）上，题为《1861~1957年英国失业和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the Rate of Change of Money Wag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1861~1957）。而这篇论文后来成为宏观经济学历史上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学术论文。1
真的吗？“工资上涨意味着更低的失业率”听起来并不像是令人惊奇的结论。
菲利普斯自己也是这么想的。“菲利普斯曲线”如此有名是因为其他经济学家——特别是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dson）——提出政策制定者可以将曲线上的某一点定为目标。如果他们想降低失业率，就要容忍更高的通胀；如果他们想降低通胀率，就必须接受更高的失业率。他们可以通过这个曲线，决定在通胀和失业率之间想要达到的平衡点，然后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
听起来很合理。
确实如此。但不幸的是这并不起作用。结果表明，认为“高通胀率往往伴随着低失业率，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接受通胀来解决失业问题”有点像是认为“诺克斯堡（美国联邦政府黄金储备的贮存处）还没有被抢劫过，所以我们可以遣散守卫来节省资金”一样。你不能只是观察经验数据，还要思考背后的动机。高通胀率往往意味着低失业率，是因为本来预期着特定的通胀率的雇主和求职者惊讶于价格的上涨，雇主误以为这意味着需求上升因此雇用更多工人，而工人则以为他们的实际工资增加了。他们都误会了，实际的情况是实体经济正经受意外通胀，但他们并不能很快发觉这一点。
问题在于，如果政策制定者在菲利普斯曲线的指导下刻意制造通胀以期降低失业，人们并不会永远察觉不到通胀。没有人会被骗，他们早早就会意识到通胀的到来。通胀率会上升但失业率并不会下降。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逻辑变得非常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