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研究经济学家犯的小错，而宏观经济学研究经济学家犯的大错。”
——P. J.奥鲁尔克（P. J. O’Rourke），
《吃掉有钱人》（Eat the Rich）
等等——经济怎么成我的事儿了？
放松。我知道这事责任重大，不像圣诞节一样一年才过一次，经济可要天天关心。你如此勤奋，学习的热情又如此高涨，所以经济学当然是你的事。
是吗？
当然，否则你怎么会买这本书呢？你准能行！
但我从没学过经济学啊！
哈！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许多手握世界经济重权的大人物——比如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他们是学过的。伯南克不仅学过经济学，还曾经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但也有许多世界经济的操控者们并非科班出身。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和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均主修历史。美国总统奥巴马（Obama）、法国总统奥朗德（Hollande），以及西班牙首相马里亚诺·拉霍伊（Mariano Rajoy）都是法学院毕业的。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就曾是位化学家。
怪不得世界经济一团糟！我可不会让经济学家去研发工业化学品或是在法庭上辩护！不过话说回来，律师和化学家又怎能掌管经济啊？
你对经济学家们还算客气。我一直想告诉你的事情之一就是，尽管经济学很有用，但要掌管经济，它还远远不够。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说：“经济学大家必须同时拥有许多超人的天赋……在某种程度上，他必须身兼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哲学家数职。他必须能够在符号和文字间自由转换。他必须能够见微知著，并将抽象与具体熔于一炉。他必须研习前车之鉴，并引以为后事之师。人性和习俗中的一切都在他考虑范围之内。”
干这行不是件容易事儿，但你得承认，这工作听起来还挺有趣的。
好吧。那么——从哪开始？
我已经领你坐进驾驶室了，现在，咱们就从仪表盘开始吧。经济运行的速度如何？是在加速还是减速呢？
你很幸运，政府有一小拨统计员负责报告这些信息。这可不是谁都能享受的待遇。简单回顾下历史，尽管几个世纪以来，政府一直致力于经济数据的搜集，但直到最近他们才格外渴望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想知道人们收入几何，以便准确征税。因此，历史上的数据搜集行为有很多：如屋大维（Caesar Augustus）的著名普查——“居里扭普查”，2 000年前，就是它导致马利亚和约瑟不得不因赋税而移居伯利恒；1086年的《末日审判书》（The Domesday Book of 1086）是征服者威廉一世对新臣民的财产以及应课税价值的调查记录；17世纪60年代，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首次对英国的国民收入进行了估计，佩蒂所得的结果是一年4 000万英镑，虽然该数据并不等同于一国财富或者金银储量，但还是被看作是最早的“国民收入账户”雏形。从客观上讲，这是很有益的认知进步，但就主观目的来讲，由于它是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u）为掠夺爱尔兰的国民收入来犒赏将士所带来的，也就没那么光彩了。
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或许再加上爆发战争的风险——才使得政府真正开始出于修复经济运行问题的目的而关心经济统计，不再是为了瓜分经济。（这并不是说政治家不再醉心于瓜分经济，而只是说透明性和民主性对这些不良欲望起到了约束作用。）大萧条向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一方面是由于这场危机实在严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政府较之以前负有更大的民主职责。比如，人民选举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为总统，是期望他能够终结经济危机。但是呢，人们不仅不知道为什么经济危机会如此严重和持久，甚至也很难弄清经济运行的细节。比如，政府可能会试图通过福利支出来缓解失业带来的影响，或者通过直接投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创造就业来解决问题。但失业问题究竟有多严重？失业人数究竟有多少？当时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因此罗斯福政府开始关注这些数字的搜集统计。
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是现代经济数据统计先驱中最著名的一位，后来他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库兹涅茨建立了“国民收入账户”系统，该系统将经济中的全部收入或者全部产出相加（二者将得到相同的结果），这是一套富有逻辑一致性的框架。国民收入账户的核心是名为“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数据，简称GDP。它可以衡量经济中全部产出的总价值。比如，目前全世界GDP总计约为70万亿美元，所有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石油和风能、美发和巴西蜂蜡、大米和炸鸡翅，以及全世界的全部其他产出合计价值约为每年70万亿美元，也就是人均约1万美元，但事实上人均收入差异相当大。
再等等。这只是钱而已。巴西蜂蜡的货币价值可能抵得上一个贫困家庭一周所需的食物。
你说得太对了。事实上，如果巴西蜂蜡质量够高，相比较的家庭又极端贫困，那么蜂蜡可能抵得上一个月的食物。当使用“价值”和“抵得过”的说法时，我并不是指美学价值，也不是指实用价值，更不是指这些产品和服务带来的满足感。国内生产总值并不包括这些模糊的概念，因为不同个体对这些概念的主观理解可能不尽相同。我们能够进行客观度量的是，一个人愿意为某样东西支付的价格。如果一本《圣经》与一本《五十度灰》（Fifty Shades of Grey）或者本书的价格相当，那它们对GDP的贡献就是完全相同的。
那不是多少有些不合适吗？如果让我来管理经济，那我要说，比起巴西蜂蜡，我更关心穷人生存所需的食物。
这想法值得表扬。确实，这是多少有些不合适，但它也有长处。如果你像西蒙·库兹涅茨一样，想用一个数字衡量经济的规模，那么，将所有东西用同一单位来衡量是简单易行的办法。不妨这样想，就像重量一样，你的大脑可能不到1 500克重，而一包糖一般重约500克。尽管对你而言大脑要比三包糖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重量是个没用的概念。
但是对我而言，如果人民的福祉最重要，那应该关心的可远不止GDP增长率而已。
没错。我很喜欢一句名言：“GDP所衡量的国民收入水平不能代表一国的福利水平……对‘更高’增长目标的追求应该具体到什么更高和为什么更高。”这一简明扼要的阐述正是来自西蒙·库兹涅茨本人。他创造了GDP这一指标，但也从不认为应该用它衡量社会福利水平，任何人也不应该。
当然，或许你想更直接地衡量社会福利水平。没问题，不过有点困难。有许多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可以借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简称UNDP）的做法，以“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作为衡量指标：它是对个人收入、教育年限，以及预期寿命的加权平均。你也可以衡量贫困率或是收入不均等情况。你还可以衡量一国民众的“主观幸福感”，也就是其幸福程度。我们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详细讨论这些问题。
但现在，我的想法很简单。你关心环境污染？很好，但你发现了吗？一般情况下，富裕国家的环境状况是否会比中等收入国家好一些？你希望人们获得良好的教育？这很好，是富裕国家还是贫困国家更能负担得起优质的教育体系呢？你希望人们实现温饱，是富裕国家还是贫困国家更容易出现饥饿呢？我可以继续举例，但我想你已经明白了。你关心的不仅是经济增长——但除非是激进的改革派，否则可能必须承认，只有以强劲的经济增长为保障才能考虑其他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