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花八门的琐事
我的宠物鼠快要死了，我悲伤不已。它非常乖，如果它让人讨厌的话，我也不会这么伤心。我的问题是：成本（失去一个朋友、宠物或者亲人的痛苦）有可能超过收益（与他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吗？要是这样的话，我就根本不值得为这只宠物鼠悲伤，因为净收益为负。
——伊卡尔
亲爱的伊卡尔：
你病危的宠物鼠让我想起了一只已故的麻雀，诗人卡图卢斯曾用诗歌悼念它。
但是，诗人的思索对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帮助。我们不妨直接看看数据。沃里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安德鲁·奥斯瓦德做了一项关于生活满意度的调查，调查数据值得我们思考。
他把生活满意度分为7级，1~7分。相对于从未结过婚的人而言，结婚的满意度为0.38分，分居为–0.24分，丧偶为–0.19分，离婚为–0.09分。
虽然这些数据没太大用处，但总好过什么信息都没有。如果我们不那么严谨地把这些数字看作一种因果关系——事实上，它们只有相关性——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20年的婚姻足以弥补长达40年的丧偶生活。10年婚姻的价值超过了40年的离婚生活。
对人类的婚姻而言，这些奇特的数据看起来相当有用。对于宠物鼠而言，可能就略显逊色，这只可爱的小东西在出生6周之后就进入青春期，而且很少活到3年以上。
或许，你下次应该买只乌龟。
——富有同情心的卧底经济学家
无论哪场比赛，足球权威机构是否应该给英超队的足球选手设定一个身价上限（基于他们的转移成本）？比如，一组选手本来会花掉英超队1.5亿英镑，限额将意味着英超队在一场比赛中使用选手的费用最多不能超过7 500万英镑。这会营造出一种公平的竞争环境，防止有钱的俱乐部通过买下最佳选手来“买”下足球奖杯。
——凯斯·贝兹
亲爱的贝兹先生：
你的提议听起来非常合理，但是有三点混淆不清。首先，想想你的规则所带来的无意后果。这对于那些举办昂贵培训学校的富裕俱乐部更有利，因为他们有一批稳定的年轻选手，这些选手没有任何转移价格。如果某个俱乐部的学校发现了三位优秀的守门员，你的这种规则还会打击俱乐部训练选手的积极性。倘若米克·贾格尔斯和凯斯·理查德被迫轮流为滚石公司演奏的话，音乐迷们会更高兴吗？
其次，转移支付其实与赛场上的成功没有任何关系。经济学家史蒂芬·西曼斯基（Stefan Szymanski）（《为什么英国输了》的作者之一）的统计分析表明，俱乐部的工资费用与比赛输赢有关，不过其转移花费与输赢无关。
再次，球迷们其实并不希望公平竞争。在阿森纳“战无不胜”的赛季期间（2003——2004年），它们赢了84%的联赛，没有输掉任何一场。每次比赛的上座率都是百分之百。更重要的是，西曼斯基的研究显示，越不公平的赛事越能吸引更多的球迷。为什么不呢？大俱乐部拥有很多球迷，那些球迷就想看到胜利。
简言之，你的目标是错误的，为实现目标所提议的规则也是错误的，而且你忽略了副效应。世界上任何银行监管机构可能都会因为雇用你而感到骄傲。
——喜欢英超的卧底经济学家
又到了一年裙摆变短、腿色变深的时候了……我很难让我的腿晒成均匀的古铜色，但其他人（毫无例外）都拥有一双完美的古铜色双腿。我知道他们都不是晒出来的。
鉴于大多数男士都不了解人工晒色程序，让我来介绍一下。在洗浴之后涂上一种晒色霜。这种晒色霜刚刚从管子里挤出来的时候并不是古铜色，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显色。
问题是什么时候停止涂抹？涂抹后4~6个小时方能看出效果，因此，我要等上一段时间才知道是否值得冒险一试。当古铜色开始显现时，肤色斑驳点点，我的膝盖简直就像两个无核小蜜橘。我应该冒着皮肤弄得更花的风险再继续填补色差，还是穿条长裤见人？
——N·M
亲爱的N·M：
或许，人工晒色纯属碰运气的事儿。因为成功者会炫耀他们的古铜色美腿，而运气差的失败者不得不选择穿条长裤。这种选择性样本会营造出一种假象，世界上所有人都可以涂晒色霜。
如果上述解释是正确的，你就应该不断尝试，一旦失败就求助于长裤。不过，这看起来像是为绝望者提供的建议。并非完全出于私心，我建议你还是不要穿长裤。向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咨询此事，你或许能做得更好。极端的货币政策，比如印刷货币去购买其他资产，就与涂抹晒色霜十分相像。当你在做此事时，你根本不知道是否正确，必须等上一些时间才清楚结果，而且很容易做得过火。我从未近距离地观察默文·金的双腿，但他也许是一位涂晒色霜的高手。如果他精通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他定量挤压晒色霜的技艺或许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穿长裤的卧底经济学家
希望我经常光顾的购物街是那些计算通货膨胀率的统计家们去的地方。他们的核算包括“各种选定的大众品牌的糖果、巧克力和口香糖”，既然如此，他们有没有注意到虽然每个玛式巧克力棒的价格不变，但重量已经从以前的62.5克下降到58克？在我看来，价格其实上涨了7.76%。倘若不然，那些撒谎的浑蛋什么时候才不会骗我？
——拉尔夫·克尔德鲁瓦
亲爱的克尔德鲁瓦先生：
你的计算没错，但你反对的理由有些混乱。那些统计学家或者“撒谎的浑蛋”——随你怎么称呼，确实根据这类变化做了相应的调整。对他们而言，这比他们每年试图进行许多其他调整要容易得多，因为事实上没人知道一台iPod里面有多少歌曲。
当然，你有理由怀疑，这些统计专家跑出去计算通货膨胀的时候，他们买的产品与你买的并非完全一致。怎么会一样呢？有些人在汽油、暖气和房贷上的开支很大，另外一些人则更喜欢买衣服、快餐食品和手提电脑。就算统计家们竭尽全力，也总是做得不够好。
不过我承认，自从已故的尼科·科尔切斯特于1981年在《金融时报》上提到说，玛氏巧克力棒是一种非常稳定的计价单位，它就应该被仔细监视。它是名副其实的基础商品混合体（糖、牛奶和可可粉），相对于其他产品的价格总是保持稳定，比如在过去70年里，一辆小型汽车的价格一直相当于大约2万个玛氏巧克力棒。
幸运的是，玛氏巧克力棒的价格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虽然它的重量总是起伏不定。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每块重量为57克，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则为68克，58克不过是在玛氏巧克力泡沫破裂之后的历史回归。
——精于计算的卧底经济学家
我的香烟包装盒上只有戒烟者的求助热线，而不是与抽烟相关的疾病的令人不安的图片。我由此推断，如果以文字形式（而不是图片）来表现法律要求的罪恶感，那么香烟的价格是否应该更贵一些？我说对了吗？
——洛夫格罗夫女士，英国牛津
亲爱的洛夫格罗夫女士：
我想你可能是对的。你所描述的图片是一种“产品阴谋”，是那些拥有某种定价权的公司使用的一种战术。某些顾客对价格非常敏感，而其他顾客则不那么在意价格。因此，狡猾的企业试图将这两类消费者分开，对同种产品收取不同的价格。
价格更低的产品会有某些额外的缺陷，价格敏感的消费者可以忍受这种缺陷，但不注重价格的顾客则很在意这些缺陷。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乐购超市的价格低廉，但产品包装不禁让人想起联合国发放的救济食品。星巴克的“迷你杯卡布奇诺”确实便宜，但它不在星巴克价格牌上。大多数软件都有简装版，但商家却卖不出去。
政府可以用两种不同的包装版本销售香烟：传统版本，上面有令人心烦的图片，税赋较低；“无罪恶感”的版本，没有图片，但税赋更高。其效果有待于检验，但我预计学生和穷人会选择传统版本，而更富裕的吸烟者会买价格更高的香烟。我猜想，如果采取这两种方案，政府应该能够劝阻更多的吸烟者，同时又能获得更多的税收。或许，我现在应该吸根烟。
——吸烟的卧底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