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与体验的辩证关系
在我饶有兴趣地读了您关于从上个圣诞节开始锻炼身体的计划（如果没有达到目标，则向慈善机构捐款）之后，我也拟定了一个类似的方案。如果您能对此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我将感激不尽。问题是关于饮酒的。我饮酒过度，而且我也无法说服我自己这样做是有损健康的。
向慈善机构捐款的办法可能不适合我，我缺乏爱心，我恐怕更愿意撒谎也不愿意把钱捐给别人。下面是我的替代方案。我每月都将本该用于买酒的钱全部存进家庭联合银行账户，当我想喝酒的时候，酒钱必须从这个账户上支出。到月底的时候，无论剩余多少都会交给我的妻儿。
这似乎是一个很棒的解决办法。在我看来，从我深爱的妻儿身上拿走东西的罪恶感要远远大于从我自己身上拿走东西。您赞同我的想法吗？
——D·W
亲爱的D·W：
在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中，你的方案起不到任何作用。花费在喝酒上面的每一分钱，你的老婆和孩子都没有得到。而且，不管你把钱存在哪种银行账户里，这都没有任何区别。
不过，行为经济学大师理查德·泰勒的“心理账户”理论能够为你的计划提供支持。我们确实把不同的钱贴上不同的标签，这1美元是我的养老金，那1美元是行贿金。泰勒发现，这些标签对我们的行为方式有着重要影响。
由此看来，你的方案或许有效。不过，就像所有的承诺策略一样，它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你的结局会很惨。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无法停止喝酒，比以前感到更加内疚，这些行为都向你的家人表明，你爱喝酒胜过爱他们。你显然喜欢危险的生活。祝你好运。
——爱喝酒的卧底经济学家
您在著作和专栏里声称，当人们平摊餐费时，往往会占别人的便宜，点价格昂贵的菜。我想知道这是不是真的。难道朋友不会相互体谅吗？
——为别人着想的用餐者，英国伦敦
亲爱的为别人着想的用餐者：
你所描述的“用餐者的困境”是一种“囚徒困境”。从理论上说，人们的行为应该与我描述的一样。但是，许多行为实验表明，我们并不像经济学家在模型中声称的那样自私。因此，你要求获得更多证据的想法是正确的。
经济学家尤里·格尼茨、埃尔纳·哈鲁维和哈达斯·雅菲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他们在以色列海法市的一家高档餐厅做实验，把用餐者分为不同的小组，每组6人，并记下他们对于不同支付方案的反应。有些小组是免费用餐，他们点了一大堆食物。有些小组是各人支付自己的账单，他们点餐时很节省。还有些小组的付费方式处于两种极端方式之间，即平摊餐费，他们会占其他用餐者的便宜，正如我所预料到的那样。
不过，他们是否会因为搭便车感到尴尬，从而有所约束？情况并非如此。在进一步的实验中，实验家告诉用餐者，他们只需支付个人账单的1/6。与平摊方案一样，过度点餐同样会让他们承担成本，但如果他们铺张浪费，其他餐伴也不会遭受损失。然而，他们的餐费居然与平摊方案时一样多，这表明他们并没有怎么考虑为餐伴省钱。
值得强调的是，这个实验中的受试者彼此是陌生人，并非朋友。或许，人们对待朋友会更慷慨一些，又或者，他们只是更在意自己的名声。
——慷慨的卧底经济学家
您曾经谈到，在盲品的情况下，大多数人更喜欢喝廉价葡萄酒，他们对于葡萄酒的印象与标价和专家意见无关。换句话说，喝廉价葡萄酒也许可以省钱。在这个经济拮据的时代，关于食品我们能得出同样的结论吗？
——哈里·尼古拉斯，美国洛杉矶
亲爱的哈里：
最近一篇题为“人们能够分辨火腿和狗粮吗？”的论文蕴涵了你所提出问题的答案。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怪诞科学家”约翰·博安农（John Bohannon）和两位美食家，这两位美食家曾致力于廉价葡萄酒的早期研究。
食品的外观是关键，所以，认识到狗粮和火腿看上去差不多就是一个重要的突破点——狗粮曾被掺进黏稠的奶油冻，并用欧芹装饰一番。为了在不欺骗的情况拉来一些受试者，实验方先让他们品尝葡萄酒。然后，实验者为受试者提供了两种质量的火腿，两种廉价的仿制品（肝泥香肠和午餐肉），以及狗粮，所有的食品都伴有卡尔牌淡味硬饼干。
实验结果令人惊讶。绝大多数受试者认为C盘（狗粮）最不好吃。可是，只有少数人确实认为C盘掺有狗粮。总体而言，人们认为E盘（肝泥香肠）是狗粮；不过，他们还是觉得好吃。大多数人正确地品出了最贵的火腿，盲品条件下的食物排行正好符合标价。让你失望了！换句话说，在宴会上为宾客提供狗粮不会捡到便宜。难怪经济学会被称为“沉闷的科学”。
——侃侃而谈的卧底经济学家
作为一名葡萄酒爱好者，每次我拜访朋友的时候总是会自带一瓶上佳的葡萄酒。我烦恼的是，他们的感激程度很少体现我在酒上的花费。我应该向朋友多抱怨一下关于好酒的费用问题，还是干脆就带瓶廉价酒？
——加布里埃尔·埃略特，英国伦敦
亲爱的加布里埃尔：
这两种方式都可以。由品酒家和神经经济学家展开的几项研究发现，大多数喝葡萄酒的人更关注价格，而不是味道。
《葡萄酒经济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显示，业余的葡萄酒饮者在盲品时确实更喜欢廉价葡萄酒；大多数品酒专家则更喜欢价格更高的酒，不过价格只是略高一点。这表明，你应该问心无愧地买一瓶带有精致标签的廉价酒。
另一种方式是明说你买酒的价格。这有些粗俗，但应该会让人们对那瓶酒给予更高的评价。
或者，你还可以带一瓶廉价酒，但声称这是高档酒。神经经济学家安东尼奥·兰热尔（Antonio Rangel）发现，如果人们被告知是高档酒的话，他们喝酒时就感到更享受。他们不仅对那瓶酒评价更高，而且他们的大脑所感受的体验也不同。
你的朋友很可能无法辨识酒的好坏。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好好利用这些信息。
——有眼光的卧底经济学家
在艾尔顿·约翰近期的音乐会上，我观看了两位女士之间的激烈争吵。那位年轻一点儿的女士想站起来随艾尔顿的演奏跳舞。一位年长一些的女士就坐在她的身后，她希望好好坐在位子上看乐队表演，欣赏音乐。年长的女士叫前面的女士坐下，但那位年轻女士却说对方也应该站起来跳舞。一轮争吵迅速爆发。如何才能不让她们挥舞手袋、平息这次争吵呢？
——戴维·沃克
亲爱的戴维：
我要责怪艾尔顿·约翰本人，因为他显然没有明晰产权，没有听从伟大的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提出的建议。
如果音乐会座位赋予了观众站起来跳舞的权利，那位年长的女士为了让制造麻烦的人坐下，就应该向对方付费。相反，如果座位赋予了观众守秩序观看的权利，年轻的女士就应该贿赂后面的女士。不管怎样，只有当跳舞者的快乐超过了受害者的烦恼时，她才能够继续跳舞。或许，谈判还可能涉及交换座位？
可惜，产权并不明确，交易也就没有基础可言。难怪那晚她们会吵架。
——喜欢音乐的卧底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