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性正越来越强，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四处都可看到规格相似的国外产品。从莫斯科的麦当劳到上海的星巴克，我们是否都变得一模一样了？
以前有一座繁华的贸易城市叫布鲁日，它位于现在的比利时，依偎在兹温港湾旁边。布鲁日围绕着一座城堡发展起来，该城堡是由佛兰德斯公国的创建人在公元9世纪后半叶修建的。一个世纪后，布鲁日成为佛兰德斯的首都，并随着北欧贸易的发展而富裕起来。布鲁日是布匹制造中心，而且有很多船只到兹温港湾来购买纺织品，随船带来了英国的奶酪、羊毛、矿产品，以及西班牙的酒、俄国的皮毛、丹麦的猪肉，还有从意大利大城市威尼斯和热那亚贩来的东方丝绸和辣椒。法国王后曾在1301年亲临布鲁日，据说她曾这样感慨：“我原以为只有我一人是王后，但到这里才知道，我有600位竞争者。”
在之后的250年里，尽管被法国和勃艮第公爵征服，但布鲁日一直是财源滚滚。无论是谁在统治，布鲁日都在继续繁荣发展。它是贸易城市所结成的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的核心，它的艺术舞台十分红火，它还发展出一些新行业，如切割意大利钻石的行当，而且当时它的人口是伦敦人口的两倍。全世界的优质商品都在范德伯尔斯（Van der Beurs）家族的酒店里进行交易——有人会让你相信，为什么今天股票交易所被称为“bourses”。高耸的桅杆和宽大的船帆为兹温港湾平添一道亮丽的风景。
但是到了15世纪，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兹温港湾开始被泥沙淤塞，大船无法再停靠布鲁日的码头。汉萨同盟将中心转移到安特卫普，布鲁日很快成了名副其实的一潭死水。它变得毫无生气，以致被戏谑为“沉寂的布鲁日”。现在它成了一座奇怪的博物馆。因为保存得很好，它的热闹只是因为游客想目睹一座历史的档案馆：这曾是15世纪一座美丽、繁华的贸易都市，但它的财富与前程随着河流一起干涸。
与此同时，通过斯海尔德河连接世界的安特卫普取代了布鲁日，成为西欧最大的经济中心。当时的财富之盛现在还非常明显：安特卫普大教堂占据着地平线，更令新游客印象深刻的是市集广场的商会大楼，它们比鹅卵石的路面高出5~7层楼，因为尖顶和狭窄窗户的细长设计风格，更显得高耸入云。虽然航空、铁路、公路交通的出现使安特卫普丧失了地理优势，但它的经济发展仍生机勃勃。它仍然是世界钻石之都，而斯海尔德河的巨大港口仍在一刻不停地运转。
布鲁日和安特卫普的鲜明对比透露出一个简单信息：如果你想富有，紧密加强与世界的联系是个好主意。如果你不想做出改变，那么最好拥有一个泥沙淤积的港口。如果你想富有而且不必做出改变，那么你会失望的。
我最大的快乐之一，就是坐在安特卫普街头，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涂了厚厚蛋黄酱的油炸小吃，一边用够劲的啤酒冷却自己的嘴巴。当然，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经常会思考世界贸易体系。Frituur No. 1的油炸小吃是最好吃的，其他地方简直没法比，但将它们送下肚的督威（Duvel）啤酒在华盛顿也能轻松找到。这种啤酒在华盛顿的价格可能高一倍，但味道不差分毫，而且肯定有足够劲道。所以当我身在安特卫普、坐在市集广场旁边享受督威时，我不禁感到一丝伤感，因为这种刺激既然在华盛顿也能感受到，它好像显得廉价了。当然，当我身在华盛顿，神志清醒时，我会赞美那些高尚而不辞劳苦的商人，是他们将督威、智美啤酒（Chimay）、马里斯10啤酒（Maredsous 10）送到了我的家门口，而且我还期待着他们找机会进口西麦尔（Westmalle Trippel）啤酒。
整个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性正越来越强，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四处都可看到规格相似的国外产品。这既是福也是祸：说它是福，是因为你不必远离自己的出生地，就可以享受更多商品；说它是祸，是因为出去旅游时，你会发现国外那些地方看起来有点太熟悉。从莫斯科的麦当劳到上海的星巴克，我们是否都变得一模一样了？整个世界好像已融入一种沸腾的国际化浪潮。从前对外进行商业贸易的城市只局限于佛罗伦萨、威尼斯、布鲁日等地，而现在已是无所不在。
如果你在机场、连锁酒店、首都城市花去太多时间，那么很容易有这种感觉。但是，我们所在的是一个巨大的、多姿多彩的世界。你可能去过上海的星巴克，但星巴克不是整个上海，而上海也不是整个中国。要实现真正的“全球化”，如果我们用这个奇怪的词指的是“到处都一样”，那么世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毫无疑问我们正在这个进程中。阅读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Wilson）的书后，我发现再经过几十代人的“努力”，人类将变得“一样”，即无论在伦敦、上海、莫斯科还是拉各斯，存在的都是同样的混合人种。换个角度看，人类的多样性将得到空前发展：随着人种混合过程的加速，“肤色、五官特点、禀赋等特征都受基因的影响，不同特征的人相结合的情况越来越多，大大超过从前”。我个人认为，这两种预测都令人兴奋，虽然有些人感到担心。
同样情况也适用于文化、技术、经济制度、产品方面。一方面，全球在这些领域趋同性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在任何一个地方，它们将展现各种各样、异彩纷呈的新组合。在华盛顿享受埃塞俄比亚炒饭的人，在安特卫普享受日本生鱼片的人，在伦敦享受孟买咖喱菜的人都能证明这一点。像种族的融合一样，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融合也将花很长时间。此外，新观念和新技术不断在产生。全球化不会使世界都均质化（homogenize），因为新思想一直在产生。如果经济融合就像是不断旋转的搅拌机，那么新思想一直在往里面添加佐料。担心出现可怕的全球同一性的人应记住：新思想无论是否受欢迎，其产生的速度总超过被混合的速度。
但是，或许谈论文化和人种超出了我的专业范围。我应该回头继续谈经济学，因为这才是我的“比较优势”所在。
比较优势是经济学家思考贸易问题时的基石。我们这样来描述它：我和爱德华·威尔逊先生之中，谁是更出色的经济学作家？威尔逊教授的著作《知识大融通》（Consilience）的封套上写着，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被认为是目前健在的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书中关于社会科学的章节，是在采访了几位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后写下的。那是极富启发性的解释，让我认识到很多前所未知的经济学道理。实际上，爱德华·威尔逊先生是比我更出色的经济学家。
所以我知道，我得甘拜下风。如果威尔逊教授能写一本更好的经济学著作，我为什么还要写这种书？答案就是比较优势。因为比较优势，威尔逊教授没有写关于经济学的书，而我相当自信地认为，他不会这样做。
我们知道，比较优势的提出者是本书第一章的明星——大卫·李嘉图。如果我和威尔逊都请大卫·李嘉图来做代理商，他或许会给我们如下建议：“蒂姆，如果你写生物学方面的书，那么你每个写作年度最多只能卖出去一本书——是你妻子买的。但你的经济学还过得去，所以如果你写经济学著作，那么我们预测，你每个写作年度能卖出2.5万本书。威尔逊教授，你的经济学著作可能在每个写作年度能卖出50万本，但是为什么不坚持写生物学著作，既然能在每个写作年度卖出1 000万本？”
作为经济学作家，爱德华·威尔逊先生比我强20倍，但是，根据大卫·李嘉图的建议，他坚持写生物学著作，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比我强1 000万倍。从个人层次看，李嘉图的建议是明显的常识：爱德华·威尔逊先生在选择工作时，他不必考虑哪方面能比我做得更好，而要考虑他自己哪方面能做得最好。与此同时，我可以心安理得地做一位经济学作家，这不是因为我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作家，而是因为经济学写作是我自己最大的强项。
当碰到与中国的贸易时，李嘉图的意见就变得富有争议。“中国的工资水平比我们这里低很多，”贸易保护主义者声称，“相对于我们，他们能够以非常低廉的成本生产各种各样的产品：电视机、玩具、服装等等。我们应该保护我们本地的生产商，对中国的产品征税，或直接发布禁令。”而且我们的确在这样做。美国借助《反倾销法》阻挠进口中国产品，用以维护美国公司（而非美国人民）的利益。根据这类法律，倾销就是以低廉的价格销售产品。但真相是：这不是倾销，而是竞争。例如，如果中国家具因为“不公平的”廉价而遭禁，那么谁受益？或许是美国的家具制造商。肯定不是想买家具的普通美国民众。与此同时，很多欧洲人买不起大尺寸、高清晰度的电视机，因为欧盟竭力阻挠中国此类产品的进入。现在中国生产的钢铁已超过美国、日本生产量的总和，而最近美国又对从中国进口的钢铁征收不合理关税，农业的保护力度更是加大。
如果不这样做，就会有大量国外的廉价产品涌进来，我们本国的相关产业就会完蛋，那么我们这样做不是必要的吗？答案是：不必要。美国在提供产品和服务时，不该问什么东西的生产成本比在中国更便宜，而应重点发展美国最擅长的产品和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