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韩国等地方，每隔10年或更短时间，那里的收入就会翻番。当研究这些地方时，你觉得追赶理论好像是有道理的。但很多贫穷国家并不比富裕国家发展得快；实际上，它们发展得更慢，或像喀麦隆那样，正变得越来越穷……
人们称杜阿拉为“非洲的腋窝”，这一描述非常贴切。杜阿拉正好位于西非隆起的肩膀下端。这座疟疾盛行的城市潮湿、脏乱、恶臭冲天。但如果你生活在喀麦隆，那么杜阿拉才是有活力的地方。喀麦隆确实是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喀麦隆的人均收入只有全世界居民人均收入的1/8，只有美国人均收入的1/50。2001年下半年，我来到杜阿拉，想弄清其中的原因。
我不知道是谁首先为杜阿拉贴上“腋窝”这个标签，但如果这是喀麦隆的旅游部干的，我一点不会感到意外。我们都知道，在多数国家，国防部负责进攻其他国家，就业部负责失业问题，而喀麦隆的旅游部有一个光荣传统：阻止游客进入本国。
一位同事警告我，驻伦敦的喀麦隆大使馆非常难缠，所以我必须到巴黎才能拿到旅游签证。但是我并没有费那么大力气，因为我有内线：一位在喀麦隆的朋友花了相当于半天工资的钱，为我搞到一份盖有官方印章的邀请信。拿着这封邀请信，我又花了相当于一个喀麦隆人5天工资的钱，拿到了我的签证。申请签证也只需往大使馆跑三趟，并适当地讨好赔笑。有趣的是，我和同伴在喀麦隆的三周时间里，根本就没碰上几位游客。
但是，我并不太信得过旅游部。阻止游客进来真的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根据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调查，喀麦隆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在1999年，它在被调查国家中是最腐败的。在我前去旅游的2001年，它在最腐败国家中排名第5位，政府还因此庆祝这种进步。稍微想一想你就会知道，要获得“世界上最腐败国家”的名号真还得费点力气，因为透明国际对国家进行排名时，依据的是国际上对其腐败程度的看法，所以对这些国家而言，取胜策略就是集中力量敲诈外国商人——例如在机场上。但是，喀麦隆当局的力量太分散了，他们巨大的腐败力量分散在各个层次，并未专门针对外国人。或许正是因为缺乏重点，他们才从榜首上跌落下来。
这并不是说杜阿拉国际机场是一台运转正常的机器，差距还很大：尽管那个地方每天只有三四次班机起降，但你仍要在潮湿、脏乱的地面上挤过混乱的人群。还好，在一个热带地区的夜晚，我的朋友安德鲁和他的司机萨姆引导我们走出来。他们本想马上把我们转移到凉快一点的山坡城市布埃亚，但杜阿拉不是个交通便利的地方。这个城市有200万人口，但没有像样的道路。
杜阿拉的一般街道宽50米，仅为墙根到墙根之间的距离。这不是因为绿树成行的林荫大道需要这么大空间。街道上满是摊贩，他们无精打采地待在一盘花生或随时可烧烤的羊角香蕉旁边；人们三三两两地围着一辆摩托车站着，或喝啤酒，或喝棕榈酒，或在一堆小火上煮东西。成堆的石子和大坑标志着未完工的建筑或拆迁工作。中间是一条坑坑洼洼的道路，在20年前这是一条公路。道路上有四列车流，其中多为出租车。外车道的车流通常是静止的，或说几乎是静止的——出租车在等客，内车道的出租车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此起彼伏，而其他类型的车辆出现的概率与彩票摇号机里的小球一样难以预测。没有需要严格执行的交通规则。有时候，一辆满载乘客的出租车会从道路边上冒出来，直接插入内车道艰难行进的车流。噪音非常大，因为不但杜阿拉的每个男人、女人，连小孩都好像带了一台录音机并把音量放到最大，而且汽车喇叭声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沟通方式。我研究发现了其中一些常见语句：
嘟嘟——“你没看见我，但我的车里还有空位。”
嘟嘟——“我看见你了，但我的车里没有空位。”
嘟嘟——“我不能拉你的乘客，因为我去的是相反方向。”
嘟嘟——“我可以拉你的乘客……进来吧。”
嘟嘟——“一会儿我就绕过这个大坑，然后把你撞翻。滚！”
杜阿拉过去有公共汽车，但后来公共汽车无力应付遭毁坏的公路。所以剩下的只有出租车。出租车是破旧的丰田车，后排坐4个人，前排坐3个人，车身的油漆就像《纽约黄页》的那种颜色。每辆车都有一条独特的标语：例如：“上帝至高无上”“我们信仰上帝”“上帝赋予力量”，或“抬起头来，男子汉”。
看到杜阿拉街头的场景，没人会说喀麦隆的贫穷是因为人们缺乏创业精神。但它不但贫穷，而且正变得越来越贫穷。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这种倒退，使喀麦隆变得更富裕呢？这可不是个小问题。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所说：
如果研究人类福利的问题，其后果是如此令人惊愕：一旦开始思考这类问题，一个人就很难再想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