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弗兰克知道，人们倾向于认为穿黑衣服的人更权威、行为更有攻击性。因此，他想知道，是不是仅仅穿上黑色的衣服就能够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幸运的是，研究所需数据是现成的。
他查阅了全美橄榄球联盟的数据，将穿黑色球服的队伍的数据与其他队伍相比较。他找到了五个队服颜色为黑色的队伍——包括洛杉矶入侵者队、匹兹堡钢铁队和辛辛那提猛虎队——研究他们在球场上的表现。
在美式橄榄球比赛中，违规将会受到惩罚，违规队伍要退后五、十、十五码。弗兰克计算了每个队在比赛中退后的平均码数，发现了一个明显的规律：穿黑色球服的队伍比起其他队伍来，受罚后退的码数大得多，这表明他们在赛场上的行为格外具有攻击性。
阿肯色斯州立大学的罗布特·约翰逊做了另一个实验，他找来一批实验参与者，告诉他们，他们有机会对另一些人实施电击。实验人员解释，在电击之前，所有的实验参与者都要拍照，但是照片中他们的衣服是被遮住的。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实验人员找来两种不同的外套。其中一半的实验参与者穿着与3K党制服类似的长袍，对此实验工作人员咕哝着解释道：“我不是裁缝——这个衣服只是看上去像3K党制服。”另一半人则穿着护士服（“我很幸运地从医院借到这些护士服，用于实验研究。”）
实验的下一个阶段，工作人员告诉实验参与者，隔壁屋子里有一个人，正在学习一组新单词，当他犯错时，他们就可以对他实施电击。事实上，隔壁房间的人是个托儿，电击装置也完全是假的。当实验参与者听到隔壁屋子的人犯错时，他们可以选择提高或降低额定电击次数。正如“表现”原理预计的一样，穿得像3K党的人实施电击的次数比穿护士制服的人多得多。
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实验室外。1969年，加利福尼亚门罗帕克的警察决定试着将海军蓝色军事风格的制服换成更为轻松一点的衣服，以此增进社区关系。其他400多个美国警察局也决定参与这一实验，让警察穿上不那么正式的衣服。十八个月间，研究人员让警察完成了各种不同的测试，结果显示，与身着正装的警察相比，这些警察更少做出独裁的行为。在这一时期，警察造成的平民受伤事件下降了一半。
实验结果很明显——穿衣方式直接影响你对自己的判断。穿上黑衣服，你就变得专制、有攻击性；穿上舒服的衣服，你会变得更加宽容、乐于助人。一般而言，男人穿上套装后，他们会觉得自己更加成功，内心充满正能量，这反过来促进他们表现得更出色。不仅仅是男人靠衣装，所有人，男人、女人、孩子都要靠衣装。
着装隐含着神奇的能量
约翰·霍华德·格里芬的一生相当不平凡。他作为一名调查记者，主要报道美国南部各州中非裔美国人的苦难生活。难得的是，他不仅仅报道种族主义问题，还开展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实验，以获得亲身经历。格里芬与一个出色的皮肤科医生密切合作，综合使用人工合成色素、药物、太阳灯治疗，使自己的皮肤变黑。皮肤变黑后，他还剃去了头发以及其他毛发。因此，在一般人看来，他就是一个非裔美国人。然后他有时乘坐公共汽车、有时随手搭车，游历美国南部各州，体会到了一个真正的非裔美国人日常感受到的隔离以及仇恨。
在他记录这一经历的畅销书中，格里芬记录了在皮肤变黑之后照镜子的经历，其中他生动描述了镜中影像对他自我感觉的影响：
我本来以为我自己是乔装的，但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我被困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皮囊里，一个与我毫无血缘关系的无情的皮囊里……我看着镜子，镜中的影响丝毫没有白人约翰·格里芬的一丝影子。相反，镜中的影像让我想到了非洲、简易房、贫民区、对抗种族隔离的无用斗争……我篡改了神秘的自身存在，失去了我是我自己的感觉。这让我感到震撼。之前的格里芬已经变成了隐形人。
通过改变自己的肤色，格里芬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在他此前的一生中，他照镜子时看到的都是一个白种人。假设皮肤是他自我身份的重要部分，那么他就认为自己的背景、性格特点都与自己的样貌息息相关。大部分人都不可能追随格里芬的脚步，改变自己的肤色。但是，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一种更容易改变的东西——服装。我们经常通过服装对别人作出判断。如果你看到一个身着昂贵西装的男士，你会自觉地认为他是一个成功人士、很有能力。如果同一个人穿着土耳其长衫或者花哨华丽的衬衫，你可能会觉得他富有创造力。碰到一个鞋子巨大不合脚、鼻头发红、裤子上带链的人，你知道自己该赶快躲得远远的。
南布列塔尼大学的尼古拉斯·盖冈让男士们穿上便衣或者消防警察制服，然后在街上走近随机选择的200位女性。每一次，当他们眼神接触后，男士说出事先准备好的台词：你好，我叫安东尼。我就是想对你说，我觉得你实在是太漂亮了。不知道你能不能给我你的电话号码，我们可以一块儿喝一杯。
盖冈仔细分析了愿意给出电话号码的女性比例，发现制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男士们穿着便装时，只有8%的女性给出了自己的电话号码。然而，当同样的人穿上火警制服时，他们的成功率立马升至22%。可见，着装隐含着能量，如果你想发散出正面的信息，就一定要对自身的穿着严加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