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曾提到，一个扩大了的信任半径主要有两个来源：宗教和政治。在西方，基督教率先创建了人类普遍具有尊严的原则，这一原则来自上天，并被启蒙运动转化为人人平等的世俗观念。现在我们让政治来担负这一人为创制的原则的几乎全部内容，而政治干得着实不错。人类社会是建立在形成有限信任半径的许多原则的基础上，包括家庭、亲属关系、王朝规定、派系、宗教、人种、民族和国家认同。启蒙运动意识到所有这些社会的传统来源最终都是不合理的。就国内政治而言，它暗示着社会冲突，因为几乎没有社会就任何一个上述特征而言是和谐的。在外交政策上，他们为战争铺平了道路，因为基于不同原则的社会总是无意间同处于世界舞台上的另一个社会发生碰撞。只有一个立基于承认人类尊严普遍性——即一切人类基于其道德选择的能力而实质上彼此平等——的政治秩序方能避免这些非理性的东西，才能通往和平的国内和国际秩序。康德的共和政体、美国的《独立宣言》和《人权法案》、黑格尔的普遍同质的国家、《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当代几乎所有自由民主国家基本法律中枚举的权利，都把这一普遍认同的原则奉为圭臬。
尽管时常出现倒退和暴露出弱点，但建立在这些普遍自由原则上的国家在过去两百多年里表现出令人惊讶的适应性。建立在塞尔维亚民族身份或十二伊玛目派（Twelver Shi’ism）基础上的政治秩序，永远走不出巴尔干半岛或中东地区的某些悲惨角落所展示的怪圈，也永远不会成为多样化、充满复杂和变动的大型现代社会（例如组成七国集团的那些国家）的指导原则。这些地方不仅面临着宗教或少数民族方面无法解决的政治矛盾，对创新的抵制还使它们无法加入自由的经济交换中，也就从而无法进入现代经济世界。随着社会的经济发展，自由民主的政治秩序其逻辑进程变得更加紧迫，因为要调谐组成社会的种种利益同时需要平等和参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发展，同时，经济发展也推动（同时也掣肘、阻碍和误导）政治向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可以预料，人类政治制度向自由民主转变会是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 [25]
对历史进步的这一基本乐观的看法，其核心问题在于，社会和道德秩序不一定紧随政治秩序和经济的发展而来。政治秩序的文化先决条件不是理所当然存在的事物，其原因有二。一是自由社会以达成道德共识为代价来获得政治秩序。自由社会所提供的唯一道德准则是宽容和相互尊重的普遍义务。这起初并不是问题，因为许多像美国、英国和法国之类的自由社会，它们各自在文化上是相对同质的，由单一的族群或宗教来统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变得更加庞大、文化更加多样。人口数量持续减少、大量移民造成的压力、廉价的交通手段和无处不在的通信手段造成国家边界的脆弱，这些都表明，向更大的多样性发展这一趋势将会在世界各地持续。即使像日本那样致力于保持相当程度文化和种族同一性的国家也将在未来面临相似的压力。
在美国等英语民主国家，也包括在法国，这种起离心作用的文化作用力，已经随着一种并非出于民族或宗教的新型公民认同被创造出来而抵消。在美国，由民主政治理想和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所形成的“美国化”，向所有移民儿童敞开怀抱。根据古典共和主义和法国的自由文化建立起来的法国公民身份，在理论上已平等地向来自塞内加尔的黑人和突尼斯的阿拉伯人开放，尽管移民在法国遭到了以玛丽·勒庞国民阵线（Jean-Marie Le Pen’s Front National）运动为主要形式的强烈抵制。
未来的首要问题是，如果把多元文化主义当做原则来信仰，那些文化认同的普遍主义形式在其冲击下能否继续生存，这一信仰不止于对文化多样性的容忍，而是要以实际行动来颂扬和推动它。在前面讨论美国公民社会时提及的道德微型化已经发生，部分是因为基层社会变得更加多样化。对此过程起到更重要的推动作用的是越来越普及的对道德相对主义的原则性信仰——这一信仰认为没有特定的价值观或准则可以是权威的。当这一相对论延伸到作为政权根基的那些政治价值观时，自由主义便会自毁长城。
自由社会在保卫他们自己的文化根基时所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在于科技变化带来的挑战。社会资本不是在信仰时期（Age of Faith）得以创造并从古代传统那里像传家宝一样传承下来的稀世之珍，也不是存在固定供给如今正被现代世俗人肆意挥霍的东西。尽管社会资本的存量一直能得到补充，但这一过程并不是自动、简单或低成本的。提高生产力或推出一个新行业的创新，同样可能对某一既有的社区造成破坏乃至造成整个生活方式的老化。了解技术进步规律的社会发现，随着社会规则的演变，自己需要不断加紧步伐去适应变动的经济条件。机械化生产使人们从乡村移居到城市，并迫使男人走出家庭，而信息技术让他们又回归乡村，却又让女人成为劳动力。核心家庭随着农业的发展而消失，又随着工业化重新出现，在向后工业时代过渡的时期又走向瓦解。人们总是能根据这些变化的状况来调整自己，但是技术变革通常比社会调整要来得快。当社会资本的供应不能满足需求，社会就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这里似乎存在两个同时进行的过程。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历史似乎是沿着一定方向在进步，并在20世纪末在自由民主方面发展到顶峰——对于技术发达国家，自由民主体制只能是唯一选择；而在社会和道德领域，历史却表现出周期性，社会秩序在许多代人的时间长河里兴衰起伏。没有东西可以保证在这种历史循环中定会有向上的发展。我们满怀希望的唯一理由是人类在重建社会秩序上与生俱来的强大能力。历史发展的箭头能否向上就取决于这一重建过程的成功与否。
[1]Ted Robert Gurr, “On the History of Violent Crime in Europe and America,” in Egon Bittner and Sheldon L. Messinger, Criminology Review Yearbook, vol. 2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1980).
[2]James Collier, The Rise of Selfishness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5.
[3]Ibid, p. 5.
[4]James Q. Wilson, Thinking About Crim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p. 232.
[5]William J. Rorabaugh, The Alcoholic Republi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4-15.
[6] Collier, Rise of Selfishness, p. 6.
[7]Ted Robert Gurr, “Contemporary Crim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434 (1977): 114-136.
[8]Ted Robert Gurr, Peter N. Grabosky, and Richard C. Hula, The Politics of Crime and Conflict: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Four Citie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1977).
[9]Collier, Rise of Selfishness, pp. 6-7.
[10] Paul E.Johnson, A Shopkeeper’s Millennium: Society and Revivals in Rochester, New York, 1815-1837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9).
[11]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3), p. 89.
[12] Wilson, Flunking About Crime, p.233.
[13]Gregory H. Singleton, “Protestant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and the Shaping of Victorian America,” in Daniel W. Howe, ed., Victorian Americ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6), p. 50.
[14]Ibid, p. 52.
[15]See also Gurr, Grabosky, and Hula, Politics, pp. 109-129.
[16]Gurr in Bittner and Messinger, eds. (1980), p. 417.
[17] Wilson, Thinking About Crime, p. 225.
[18] Gertrude Himmelfarb, The De-Moralization of Society: From Victorian Virtues to Modern Values (New York: Knopf, 1995), pp. 222-223.
[19]Wesley Skogan, Disorder and Declin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
[20]译注：大名，或者说大名主，是对日本封建时代大领主的称呼，名主意即领主。
[21]James Davison Hunter, Culture Wars: The Struggle to Define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1).
[22]Barbara Dafoe Whitehead, “Dan Quayle Was Right,” Atlantic Monthly 271(1993): 47-84.
[23]Stephen Goldsmith,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ity: Resurrecting Urban America (Lanham, Md.: Regnery Publishing, 1997).
[24]对1996年的福利改革法案最重要的批评之一是，它鼓励了享受福利的单身母亲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出去工作。有一项措施是必要的，但却难以实践，即通过公共政策将孩子的父亲找回来，以便加强抚养的基础。
[25]这里所讲的内容是我在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中所提出论点的简要概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