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机抄底
疫情最初的剧烈波动之后，到2020年4月中旬，金融市场已经收复了大部分失地。股市崩得快，恢复得更快。许多市场的股票价格在几周内就从低点反弹了大约20%，比投资者苦苦经营多年获得的回报还要高。高风险债券和一些大宗商品的价格也有所回升。除豪宅之外，房地产价格基本保持不变。FOMO（害怕错过）的情绪，取代了FOGO（害怕跑得太慢）。
专业投资者认为，当下面临的问题都是暂时的——经济很快就会复苏；现在的下降全都能在随后的“追赶性”增长中得到弥补；央行将成功地缓冲掉任何可能发生的后果，就像他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做的那样。当时的主流观点是，这一连串的泡沫，必须要继续存在下去，才能维持住全球金融体系的运转，避免彻底崩溃。
十分怪异的一点是，复苏过程中很可观的一部分力量，是实打实的赌徒。这些人由于赛事取消，没办法在职业体育赛事上进行押注，于是纷纷涌入股市，在网上券商开设账户，推动了股市上涨。戴夫·波特诺伊（Dave Portnoy）是一位十分活跃的体育博客写手，成了这场趋势的代言人。凭借以《星球大战》和《壮志雄心》为主题的视频，他向150万名推特粉丝大肆吹嘘自己的能力。于是，这位自诩为散户最高领袖的人，也开始频繁在金融媒体上露脸。
波特诺伊秉承股票交易的两条规则：“股票只会上涨”，“当不确定是买进还是卖出时，请参阅第一条规则”。在视频中，他选股的方式，就是从包里随机摸出拼字游戏的字母。这种方法的好处是，比专业基金经理惯用的定量或分析型模型更加简单易行。
随着股市大幅上涨，这些人的成功也随即助长了他们的神秘感和自负情绪。这类成功，基本都与经营不良公司的低价股票有关。破产汽车租赁公司赫兹的股价上涨了1 500%。破产零售商JC Penney股价上涨超过500%。赫兹甚至还想利用股价上涨的机会进行公募，直到监管机构介入才收手。股市的投机性繁荣，被戏称为“奔向垃圾”，与危机期间正常情况下的“奔向质量”有着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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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投资文化，让人不禁回想起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热潮鼎盛时期的日间交易员。他们不断指责那些嫉妒他们取得成功的人，尤其是基金经理、华尔街穿细条纹西装的专业人士，还有沃伦·巴菲特。其实，散户投资者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施加多少真正有意义的影响，因为他们的购买规模在庞大的市场中不过是沧海一粟。价格上涨，实际反映出的还是央行的大规模协同干预。
尽管市场出现了反弹，但依然脆弱。全球所有市场之中，只有一小部分出现了反弹，而大多数股价仍低于疫情暴发前的水平。股价上涨，主要是大型科技公司支撑起来的。
散户的行为，无异于助纣为虐，可能会带来悲剧性的后果。最近一位年仅20岁的年轻人在股市上赔掉了75万美元，绝望中走上了自杀的不归路。其实，他并没有真的赔掉这笔钱，因为当时的负余额只是暂时的，是在等待交易结算。他在遗书中提出质疑，为什么一个没有收入的年轻人，能掌握这么大的交易规模。央行撒钱的行为，使得人们能在赌场般的股市中进行小额杠杆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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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节现象非常普遍，并且不光存在于股票市场。企业能从贷款机构那里筹集到前所未有的大笔资金。2020年头几个月的全球发债规模，就相当于2019年全年的总发债规模，因为企业都在努力支撑自身的财务状况，以渡过经济放缓的难关。虽然这种生存策略对企业来说是合理的，但投资者提供资金的意愿，就不那么容易理解了。
投资者以低回报购买债券，担心利率会进一步下降，变成负值。由于投资组合与证券指数挂钩，基金经理只能拿着投资者给他们的钱来投资债券。他们把目光投向“山谷的另一边”，假设一切都会在不远的将来平息。
投资者没有意识到，这些借款只是在弥补收入损失，而不是为有效的新投资提供资金。他们还忽视了这些借款对企业信用价值的影响。延期还款、新发债券和收益下降，将进一步增加已经高度杠杆化的公司的债务股本比。其实，廉价的新贷款，只不过是将许多企业的清算日期向后推迟，这其中还包括一些疫情之前财务表现还不错的企业。
为当下支出而申请贷款，尤其是依赖于未来不确定甚至不存在的收入进行的贷款，在通常情况下都不会得到借款方的赞成。但在某些情况下，如在新型众筹平台上，借款人就是这样做的。可能他们的乐观态度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目前正在积极购买公司债券的央行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别无选择，只能将所有未偿付的公司债券包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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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趋势经过十多年的酝酿，如今进入高潮阶段。各国央行和政府通过低利率、充裕资金和鼓励借贷的举措，来操纵价格、编造估值。这些政策已经实施了很长时间，以至于所有人都把这些操作当作常规，无视基本定价和市场机制已经被打破的事实。
这些行动并未提振实体经济、投资、就业和收入，只是推高了金融资产的价格，尤其是房地产和股票价格。政策制定者忽视了这些政策对不平等现象乃至于整个社会的影响，为分裂、动荡和民粹主义埋下了祸根。对此视而不见的人，正是那些薪水和财富依赖于永久泡沫的人。卷入其中的参与者，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被一种集体幻觉所控制，他们还会继续参与其中，认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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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疫情能迅速结束，投资者预计将出现V型、U型或W型复苏，整个社会经济迅速恢复正常。估值模型假设了短期的，大概3到6个月的波动，大致相当于十年投资期限内正常现金流出现一次小中断。根据模型，收益和股息在2020年会下降25%~50%，但随即恢复正常。如果当时有人提出浴缸型或L型的前景预测，就会被认为是过于悲观。
一开始，股价下跌了20%~30%。人们为下跌给出了合理化的解释，认为是必要的调整。在过去10年里，逢低买入始终是极其成功的投资策略，但如果疫情封控继续下去，那么经济中的许多部门都将面临收入枯竭，亏损和破产的威胁。坏账的大幅增加，并未计入估值。如果没有收入、股息和租金，那么股票、住宅、商业地产或基础设施等风险资产的价值就会低得多。投资者没有意识到，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现在的重中之重是生存问题。他们将企业的偿付能力和央行人为注入流动性所产生的效果混为一谈。投资者也忽视了社会动荡和政治分裂的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了经济结构的薄弱之处，而滞后效应则意味着复苏乏力。历史的进程会留下永久性的疤痕。经济活动可能在远远低于正常水平的层次上逐渐企稳。新冠肺炎疫情后的经济可能是“90%的经济”“空椅子经济”“僵尸复苏”。全球经济很可能会落入一种中间状态，既需要政府支持来维持运转，又无法独立维持正常活动。当下的各类预测和资产定价，并没有将这种可能性计算在内。
在有关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的文章中，加尔布雷斯指出，投机狂潮之中，投资者总是对现实熟视无睹，不断找借口去拥抱幻想。因此，在实体经济消亡之际，华尔街却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强劲的一次反弹。讽刺的是，股票、信贷和大宗商品市场的复苏，使其更容易遭遇比预期时间还要长的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深度衰退和漫长的复苏过程。此时，金融产品的定价，已经提前计入了疫苗有效、一切都很完美的场景。但到2020年底，还是看不到疫情迅速结束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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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金融的关系从来都是不确切的。人类的行为也是不可预测的。还有不可知的二级、三级甚至四级效应。但在金融市场上，最困难的事情，却是承认你不知道。为了驾驭这个世界，投资者将他们的信心寄托在大量神秘的理论和模型上，这些理论和模型并不总是成立，因此它们有时有用，但危险永远挥之不去。
投资者对现象进行合理化解释的能力，近乎无穷大。在2020年11月美国大选的预备阶段，他们坚定地押注在蓝色浪潮之上，认为民主党会在总统、参众两院取得一系列压倒性胜利。所谓的通货再膨胀交易，是以大量的政府支出和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为前提的。这种情况进而将导致长期政府债务利率的上升，同时，美元走软也会压低股市。而实际情况与预期并不相符，于是股价大幅上涨，利率下降。
在大选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有争议的总统选举，以及行政和立法部门的分散控制，都是不好的结果。而结果一出来，人们便开始匆忙拼凑新故事，结论变成了这样很好。在这种模式下，税收和法规不太可能发生变化。政府很难为经济复苏做出贡献。美联储别无选择，只能介入。低利率将持续更长时间。政府将提供更多的资金。所有这些都会推高资产价格。
在疫情进程中，投资者被虚假的叙述所吸引。有吸引力的股票估值，是基于市盈率等指标，假定未来能获得客观的利润。如果假设收益大幅下降，那么最近的股价攀升，就意味着估值接近甚至高于2020年2月的历史高点。如果假设股票价格和收益挂钩，那么利润的大幅下降就应该与股价的大幅下跌挂钩，而不是近期出现的温和下跌。
这种情形与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有些相似之处。那次袭击事件同样扰乱了实体经济，影响了航空公司、旅游业和酒店业。但这种比较毫无助益，因为“9·11”事件后，经济活动迅速恢复，而且“9·11”事件是发生在局地的，而非全球性事件。当时的股市整体水平也要比现在低得多，因为在那之前不久刚刚发生了互联网泡沫破裂。当时，央行采取行动的空间也更大，因为当时利率更高，资产负债表压力较小。
投资者并没有注意到，政策制定者们的法律权力和资源正在走向枯竭。他们的行动目标是实现缓解，旨在防止更严重的衰退，而不是令经济和价格再度膨胀。无论如何，进一步为金融资产提供支持的行动，都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如果疫情封控继续下去，而目前的措施经过实践检验后被证明是无效的，那么政府的最后选择，就是将大部分经济活动接管过来，实现部分或全部国有化，彻底改写经济关系。传统的自由市场会突变成为一种更接近苏联模式的指令性经济，从而改变金融资产的价值。
市场当时正在经历飞行员所谓的黑洞错觉。夜间飞行时，没有特征的地形会使飞行员误以为自己比实际高度高，导致飞行高度过低，并在试图降落时发生坠毁。如果新冠肺炎疫情不是短期事件，那么市场对由此造成的后果也会视而不见。
边洗手边唱“生日快乐”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政界和商界人士的行动都非常迟缓。骄傲自满的政府，从最一开始就没能迅速展开行动。有人说，一边洗手一边唱两次“生日快乐”，疫情就能结束。而事态的严重性显露出来之后，这些人又开始表现夸张，对之前所说矢口否认。给出的解决方案与现实情况相距甚远，他们却厚颜无耻地一意孤行。
这些政策制定者不善于平衡彼此之间相互竞争的利益关系。丘吉尔式的演讲再精彩，也无法掩盖准备不足，初期响应不力，面对病毒缴械投降背后的冷漠算计。各国都用“战争”这个比喻来形容与疫情的搏斗，而大多数国家其实对这类偶发事件都有更好的准备。
美国总统特朗普用一连串糟糕决策带着全世界走上不归路。他之前解散了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流行病部门，一口否认疫情危机的严重性，拒绝采取专家建议的措施，也拒绝使用政府的紧急权力来确保所需的医疗设备和物资。行动开始时，可谓一片混乱。结果也是十分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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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几次非常高调的例外情况，几乎看不到领导力的存在。向民众传达的信息，不仅复杂，而且有时还自相矛盾。在许多国家，政客与公共卫生专家发生冲突，因为专家提供的建议不受政客欢迎，或是对专家提出的乐观发展预期提出质疑。知识界围绕疫情这个话题，展开了一场大型内卷。感染人数的上升，反映出的是检测样本的增加，而不是疾病的失控。一些无脑建议，包括在体内使用紫外线、注入抗菌液体等，都将宝贵的资源从真正能解决问题的任务中转移了出来。
党派分歧依然激烈。政客们甚至开始和自己党内的成员打了起来。在戴口罩和隔离措施等意见上或接纳或拒绝，竟然成了人们意识形态纯洁程度的标志。双方都不断向支持者投放攻击对方的材料，根本不管这场矛盾是否会给老百姓带来伤害。
无法控制疫情的特朗普总统，面对即将到来的选举和民调落后，决定对疫情采取无视态度。他希望迅速撤销疫情管控措施，让经济重回正轨，以此来提振他连任的可能性。有人开玩笑说，特朗普说不定会颁布一道行政令，用他偏爱的治理方式，禁止新冠病毒的传播，并对被感染者进行制裁。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在被问及他对此次危机的处理方式时，对记者说：“那又怎样？……我很抱歉。你想让我做什么？”
伦敦咨询顾问乌马尔·哈克（Umair Haque）称，在阿片类药物危机的大背景下，美国在全世界所有富裕国家中首当其冲，一败涂地。英国等许多其他发达经济体也紧随其后。老百姓，尤其是那些受疫情影响最严重国家的普通民众，发现自己身边正在上演一部恐怖电影，里面的情节全部是关于疾病、死亡、不堪重负的医院和临时停尸房，救护车的鸣笛声不绝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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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的全球化本质，迫切需要国际合作。结果各国之间不仅没有合作，反而爆发了冲突。联合国夹在中间犹豫不决。
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开始限制医疗用品的出口。美国利用紧急权力加威胁，迫使重要物资转向美国，导致德国怒斥美国为“海盗”。美国买断了全球大部分瑞德西韦（Remdesivir）的供应，引发其他国家的愤怒。这种药物对缩短新冠患者的住院时间有一点点帮助。更富裕、更强大的国家，只想把疫苗或治疗药品完全供应给本国公民。
而在较贫穷的国家，粮食安全问题日益令人关切。由于工人感染新冠病毒后工厂关闭、运输中断、民工短缺，供应链受到了极大影响。一些国家暂停了粮食出口。疫情不仅导致人们买不到粮食，还让许多人没有足够的收入来购买食物。二十国集团农业部长发表了一份蹩脚的联合声明，宣布共同防范不合理的限制性措施，呼吁合作，创新应对措施。
一边是冠冕堂皇的声明，而另一边则是赤裸裸的无情现实。许多国家的食品生产商开始倾倒牛奶，毁坏庄稼，用拖拉机将没有收割的粮食直接翻进田地，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大萧条时期的情景。随着餐厅、酒店和学校纷纷关闭，农民的作物失去了买家。由于餐饮商超的需求和家庭的需求有所不同，将原本供应给商户的食品临时转卖给面向居民的小菜铺，难度非常大。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石油出口国和那些依赖旅游业和涉外劳工汇款的国家，都迫切需要资金。在IMF的成员国中，有100多个国家请求援助，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规模。IMF将其快速融资贷款额度增加了一倍，达到1 000亿美元。世界银行承诺提供1 600亿美元，用于支持各国预算和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最贫穷国家的债务支付得到了暂缓。IMF估计，总共需要2.5万亿美元的支持。发达经济体直接拿出利己主义的态度，声明对援助不感兴趣，理由是财政紧张，而且援助行为在选举中也不受欢迎。
其实世界卫生组织早在2020年1月10日就警告了所有国家有关风险，并敦促各国采取预防措施，但特朗普充耳不闻。
应对疫情的国际合作一旦破裂，后果非常危险。往远看，对于应对气候紧急状况等未来可能发生的全球议题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