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借债，也不要放贷
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能源，尤其是煤炭和石油，推动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崛起。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债务推动了经济增长。现在，正如2008年过后一样，全世界再次开始大肆借贷。这无异于将症结本身拿来用作治疗手段。这场疫情将要引发的重大后果，就是本已很高的全球债务水平继续出现显著增加。仅在经合组织国家，债务水平预计就将增加17万亿美元，债务与GDP之比从109%升至137%以上。在美国，预计到2020年底，政府债务将上升到27万亿美元左右，即债务与GDP之比为135%。
公共部门债务的增加，反映了医疗支出的增加、为缓解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而采取的援助行动、紧急贷款以及税收收入损失。家庭和企业也大幅增加了借款，来弥补收入不足。如果复苏的速度慢于预期，那么借款的增长幅度还将更大。
由此产生的债务，补充了现金流的损失，维系了企业的生存。借款没有投资于生产活动，但生产活动才是能产生未来收益的源泉，而只有未来收益才能用来偿还利息和本金。政府想要通过增税来降低公共债务水平、增加收入，但却举步维艰，因为人们担心，本已疲弱的经济活动会在苛捐杂税中继续下降。在经济前景黯淡、通胀低迷的情况下，可用来减少债务的选择越来越有限。
我们面临的一个复杂问题是，经济增长和债务存在着盘根错节的紧密联系，仿佛一场旷日持久的致命拥抱。若想实现增长，就需要增加债务。在这种不可持续的关系中，债务的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由此一来，控制借贷就会打压经济增长，引发灾难性的恶性循环。另一种选择就是货币贬值，但在每个国家都希望降低本币价值以提高出口竞争力并减轻债务负担的情况下，货币贬值也很难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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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先例也让人很难从中找到希望。1914年至1939年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重建和大萧条的整个过程，极大地破坏了公共财政。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结束，英国的债务就上升到GDP的140%。通过财政紧缩来减少债务的努力，以失败告终。随着经济增速下降，1928年的经济产出低于十年前的1918年，债务则上升到GDP的170%。在承受战争损失和赔款的同时，德国经历了恶性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这使其债务负担减少量相当于GDP的129%。20世纪30年代，近一半的国家出现违约或债务重组，社会和经济代价相当严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有一些国家违约或经历了恶性通货膨胀时期。其他国家则利用金融抑制手段，如负实际利率、控制存贷款利率、资本管制，以及迫使机构和家庭以低于市场利率的价格为政府提供资金等方式，来管理债务。1945年至1980年间，发达经济体的实际利率大约有一半时间为负。这些行动以及战后重建计划推动的强劲增长，帮助降低了债务水平。
政策制定者面前的选择十分有限，因此，如果想要目前的债务负担在短期内得到控制，就只能利用零利率或负利率，才能使借款压力变得可以承受。债务将合并到政府资产负债表上。在当前的疫情危机中，全球各国政府都扮演了企业和个人贷款人的角色。有些贷款只能转为拨款。学生贷款或一些拖欠的抵押贷款，要由政府承担或注销。在没有增长或通胀的情况下，违约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显性违约，还是以货币贬值的形式来消除债务，结局都一样。
债务，就相当于飞机上的冰。飞机的设计初衷，是可以应对机翼上的适度结冰情况的。但是，大量的冰堆积起来，会导致升力丧失，造成飞行不稳定、高度下降，最终导致坠机。目前，全球债务水平就像全球经济机翼上的一大块冰，随时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
外星经济学家造访
自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半衰退之中。不断走低的利率、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以及一场又一场的财政刺激措施，都对这场衰退发挥了控制作用。而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特别是日益沉重的债务负担，促使人们不断去寻求创造性的解决办法。于是，就有了MMT（现代货币理论）。
批评人士指出，这套理论既不现代，也不货币，更不理论。他们毫不客气地指出，MMT这个首字母缩写可能代表的是“神奇摇钱树”（Magic Money Tree）。
这套理论的中心内容非常简单。支持者认为，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不通过税收或借贷来实现，而是通过创造货币来实现。只要国家能印钱，就不会破产。因此，对于政府可以支出的金额，并没有真正的财政限制。在MMT模式下，使用本国货币的国家，根本不必担心积累太多债务，而且可以将赤字维持在他们认为必要的任何水平之上。国家总是可以印出更多的钱来支付利息和本金。这无异于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提出的“赤字无关紧要”观点，只不过是个换汤不换药的复杂版本。
MMT借鉴了几个经济学流派：阿巴·勒纳（Abba Lerner）的功能性金融理论、韦恩·戈德利（Wynne Godley）的行业平衡理论、海曼·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银行体系、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之间的新国家货币主义关系，以及凯恩斯的政府利用预算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主张。
这一理论与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2016年和2020年竞选民主党总统提名失败有关。MMT为一些大手笔政策的资金来源提供了理论支持，如免费的全民医疗、就业保障、免费的公立大学教育和企业的雇员所有制。
这一理论的吸引力显而易见。MMT对政府来说，是解决高债务水平和巨额赤字的一劳永逸的简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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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MT经济学家看来，失业意味着需求不足。政府应该花钱来推动经济走向充分就业。要达到自然就业率，随着工人换工作或离开劳动力市场，总有一部分要面临失业。工作保障，意思就是每个愿意工作的人都有一份工作。MMT将这个要求上升到了道德义务的高度。
另外一种实现工作保障的方式，是全民基本收入（UBI）。这个概念最早由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在16世纪的著作《乌托邦》中提出。后来，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也对这一理论表示支持。
UBI为每个人都提供无条件的统一拨款，不考虑人们自身的生存情况如何。这种政策将解决传统福利制度中固有的贫困陷阱、流向劳动力的收入份额不断下降，以及自动化对就业的日益威胁等种种问题。UBI可以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少官僚主义、行政交付成本和通过政治剥削或利益欺诈而导致的资源流失，来提高政府援助计划的效率。
传统上反对UBI的理由，是因为直接货币成本和融资问题。在美国，每人每月1000美元相当于每年约4万亿美元的总成本，大约相当于疫情之前联邦预算的整体规模。经合组织发现，若想实现适度的UBI，就必须将所得税提高近30%。而MMT理论的提出，则消除了这一融资障碍。
一些MMT的支持者，并不认同UBI的理念。出于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考虑，他们认为只有那些付出努力去工作的人，才能得到报酬，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工作保障是更优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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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T提出了几个问题。政府创造货币、支出资金，并不会直接影响到生产实际商品、提供实际服务的实体部门。这套理论并没有解释清楚将如何创造出就业机会，也不清楚赤字支出是否需要看到具体成效。归根结底，所有的活动都必须获得超出初始成本的经济或社会回报。
MMT支持者认为，在这种模式之下，社会上会出现有价值的、报酬丰厚的工作机会。政府税收可用于控制行为、指导生产。中央计划经济的实践，证实了困难所在。由于管理不善，某些商品的供应在同一时刻既充裕又短缺的故事，堪称经典。
批评人士指出，过度的政府支出可能带来通胀风险。通过印钱支撑起来的巨额赤字，超越了经济的生产变化，有可能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就像魏玛共和国和津巴布韦一样。MMT经济学家承认这种风险的存在，但只有在经济处于充分就业或没有过剩产能的情况下，这种风险才会存在。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政府就可以通过提高税收或减少支出，来缓解通胀压力。
还有实操上的一些相关挑战。除了创造合适的工作机会之外，还必须计算并确定自然就业率，以及UBI的水平和结构。正如疫情期间的情况一样，失业这件事是很难定义和衡量的。用于制定政策的指标，如NAIRU（非加速通胀失业率）、菲利普斯曲线（通胀与失业之间的关系）和货币供应统计数据，在实际操作中计算起来非常复杂。行为所造成的影响，在量子计算和时间节点上是不可预测的。如果MMT想要真正发挥作用，那么上述这些细节必须都能做到才行。
根据定义，MMT这个想法只适用于能够发行本国法定货币的国家。它不适用于欧盟。在欧盟，各个国家都已经将货币主权拱手让给了欧洲央行。同样，MMT对私营企业和家庭而言也不适用。这就意味着，主权国家可能需要承担所有的私人债务，尤其是在危机发生时，才能确保债务的可持续性。
对MMT的一个比较大的顾虑就是，关于国家从海外投资者那里借入本国货币的行为。从理论上讲，现代央行可以无限量地发行货币。但也存在实际的限制。投资者必须对政府、货币当局和汇率的稳定有信心。过度的赤字和印钞可能会导致金融市场失去信心，迫使货币贬值，甚至使货币变成一张废纸，无人接受。企业可能无法以负担得起的成本来进口商品，偿还以外币计价的债务。汇率是MMT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制约因素。
一旦启动MMT，政策制定者就无法对进程加以控制。在供应受到限制的地方，由赤字融资的过度支出，将导致通胀和货币贬值。数据都有滞后性，而且很多时候也是模糊不清的，这就令管理变得非常困难。公平点儿说，数据问题，是一个影响所有经济政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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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者对MMT的执行监管问题总是含糊其词。他们反对未经选举产生的央行行长拥有过多的权力，更倾向于让民选的政治家来负责经济管理。
批评人士认为，当经济按照MMT的模板，处于满负荷运转或达到所需的赤字水平时，民选领袖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建立起有效的政府。因为此时，推动决策的是政治因素和任人唯亲，而非经济因素。两党在关键议题上遭遇僵局，始终是棘手的问题。美国国会上一次按时完成全部预算法案，还是在20多年前。因为僵局频繁发生，所以国会预算现在需要一笔一笔来拨款，持续不断地进行决议，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维持美国的正常运转。
MMT也存在相当大的风险。大银行家梅耶·阿姆斯切尔·罗斯柴尔德（Mayer Amschel Rothschild）曾经说过：“如果让我发行并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那我根本不会在乎由谁来制定法律！”MMT赋予的巨大权力，极有可能被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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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疫情为推进MMT的议程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大好机会。债务水平不断攀升，政府就算有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无从下手。而MMT则为政府避开债务问题的行为提供了理论辩护。对于老百姓而言，不劳而获的承诺总是很诱人的。
MMT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其中的大多数原则早就是众所周知的。政府通过支出来刺激经济活动和创造就业，这种做法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是政策工具的一部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家可以印刷本国货币的理念，也已经广泛为人们所接受。央行通过量化宽松为政府支出提供资金的做法，从2008年以来一直在实践。但是，MMT没有解决关键的结构性问题，如过度债务、部门和跨境失衡、产业结构、贸易政策、工资水平和人口统计学等。一旦采纳MMT，就意味着经济将完全依赖于政府干预，才能维持基本的经济活动。
MMT这个思路非常懒惰。这个理论巧妙地避免了处理复杂的、有争议的问题，比如收入和财富的合理分配问题，以及系统性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等。这个理论忽略了财富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只是一厢情愿地希望能消除资源稀缺、环境局限和增长限制，同时弱化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MMT，无论是搞就业保障还是UBI，都可能会在老百姓中制造不安情绪。人们可能会对各国政府印钞票然后分发出去的做法质疑，而不是心安理得地花掉手中的钱。这样的操作可能会破坏经济和社会体系，而且一旦破坏就无法弥补。如果印钞是确保共同富裕的唯一手段，那么为什么历史上的印钞行为并没有受到热烈欢迎呢？
与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样，MMT理论也是一种政治纲领。就像绝症患者总是怀着绝望的心情想要努力活下去，每次发现一种实验性药物，一种神秘的信仰疗法，都会为之所动，虽然这些药物和疗法并未经过实践检验。在这种“魔法”经济学的另一章里，MMT为公共财政问题提供了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理想中，一个无限借贷、持续预算赤字的世界，美好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是，过度负债的问题始终是不可避免的。迟早都要面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