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剂
新冠肺炎疫情只是一个火星，不小心点燃了整片干柴。疫情封控造成的收入锐减和现金流短缺，暴露出经济结构的不健全和金融体系的脆弱。
之前为突发事件准备的缓冲预案，效果微乎其微。各国政府和央行的资金和“弹药”越来越少，在应对重大混乱局面时有心无力。公司则认为，可以随意筹集到廉价资本，减少股东资金，回购自己的股票，通过借款来支付高额股息。
家庭不断降低储蓄比例，借钱用来消费和购房。原本就经济窘迫的人们，此时更是捉襟见肘，因为工资增长幅度低，就业保障缺乏，社会不平等在加剧。在美国，美联储发现，许多人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哪怕连400美元都筹措不到。在澳大利亚，格拉坦研究所（Grattan Institute）发现，有10%的家庭，应对紧急事件的资金还不到90澳元（约合63美元）。大约50%的人，存款少于7 000澳元（约合4 900美元）。
对突发事件毫无准备的情况，并非普遍存在。欧洲债务危机后，德国因对待债务和支出的保守态度而受到严厉批评。如今，德国的情况有所好转，扩大了“缩短工时计划”（由国家来补偿因工时减少而蒙受的一部分工资损失），增加了贷款担保类别，甚至为企业的直接投资划拨了专项资金。一揽子计划的总金额约为7 500亿欧元，还有可能继续增加。由于重症监护设施非常充沛，因此德国能够更加游刃有余地应对这场卫生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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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领域的脆弱之处，也由此暴露了出来。在没有债务的情况下，收入的下降是可控的。可问题在于，现在借款规模大得不可持续。在收入下降或没有收入的情况下，借贷水平较高的企业和家庭，现在都难以履行沉重的财务负担。贷款机构和政府提出“还款假期”，可以尽量缓解发生拖欠债务的情况。但这种措施之下，债务危机只是被推迟了，无法得到避免。
政策制定者人为地抬高了金融资产的价值。债务累积了一层又一层，严重暴露在收入大幅下滑的风险之下。人们对银行系统的脆弱之处熟视无睹。监管上的倒退，以及在游说压力下对大额股息和资本回购的容忍，极大地削弱了加强银行资本和流动性的措施。在欧洲和许多新兴市场，不良贷款没人查。金融系统与影子银行的相互关联，也没有得到遏制。
为了寻求回报，投资者纷纷购买风险更高、流动性较差的证券。投资基金提供的赎回条款，允许投资者在短时间内撤回资金，而他们持有的证券却不那么容易出手。大量投资集中于难以估值的非上市证券。在金融动荡过程中，只要出现无法交易证券的情况，哪怕只是少量的赎回受阻，都会造成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在傲慢的心态下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是以完善为大前提的。新冠肺炎疫情触发的各种问题，本也不足为奇。如果不是因为病毒，也会出现别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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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危机，暴露了经济结构中的弱点。
与2011年泰国洪水和福岛核事故一样，新冠肺炎疫情也破坏了生产和运输链条。全球供应链非常复杂而脆弱，制造业哪怕出现一点点小故障，也会波及整体。很多国家对中间部件和制成品的需求，都依赖于进口，因此就面临着短缺的风险。很多地方公共卫生所需的医疗物资，都需要从中国进口。这些医疗物资往往体积小、价格便宜，但疫情阻碍了相关物资的生产和运输。
除了供应链之外，人员流动限制和边境关闭也影响了移民进程。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非常依赖于移民的输入。移民是许多国家必不可少的劳动力来源。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的农业，需要大量不断流动的外国季节性劳工。科技公司依赖来自印度和中国的熟练劳动力。还有一些国家和行业，收入依赖于外国留学生，依赖于旅游和赴外医疗。而现在，这些行业的生存都受到极大的挑战。
为节省成本而采用的适时制、低库存、频繁交付和物流整合等措施，很难在短时间内迅速重新布局。一点点轻微的干扰，都可能会导致生产中断。这种实践，也延伸到了关键的医疗领域，其中的一个前提假设，就是有能力在短时间内扩大规模来满足紧急情况下的应急能力。这个假设严重低估了紧急情况下获取资源所需的时间和费用。
服务外包也存在类似的风险。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疫情之中采取了封控措施，而设在这些国家的基本服务呼叫中心，要么被迫关闭，要么员工人数大幅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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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经济结构，更倾向于个人服务、娱乐、艺术、体育、差旅和旅游观光，而这些消费类别，很容易受到社交距离和行动限制的影响。哪怕是在线服务，其内容的制作过程也需要密切的人际接触。
服务是无法储存的。如果在服务可用的时候没有将其消耗掉，那么这种供应就永远流失掉了，不会复返。如果一家餐厅关门一个月，那么就很难通过增加未来销售额的方式来弥补损失掉的收入。相比之下，对于有形商品而言，如果现在无法满足对制成品的需求，而买方愿意等待，则可以稍后供应。服务中断造成的收入损失是永久性的，给必须暂停运营的企业带来了更大的问题。发达经济体从制造业和生产转向服务业，使得这些国家更容易受到冲击。
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约40%的劳动力是临时工或合同工。在美国约3 000万家小企业中，80%或2 400万家是个体业主制，如理发师、私人教练、优步司机或零工经济中的计件工人。由于缺乏病假或假期等保护，这些人一旦因个人原因无法工作，就失去了收入来源。在一些国家，如果你是临时工，失去了工作，那么你可能连医疗保险都没有。临时工、合同工和个体经营者通常都缺乏资金或现金储备，更无法获得融资。这些人根本无法经受住冲击，哪怕是短暂的冲击都不行。一旦遇到危机，也很难向这些人群提供援助。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医疗、电信、公用事业和紧急护理等许多基本服务，已转为私营体制。在危机中，私营企业对股东（有时是外国股东）的责任，可能会与国家利益相冲突。市场并不总是能在危机中发挥作用。在采购和分发呼吸机、个人防护装备甚至基本医疗消耗品方面存在的问题，令私营体制的弊端更加突出。国家与国家之间，甚至是州或市之间都在为必要的设备和物资进行无谓的竞标战。可以说，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时，中国之所以能够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就是因为经济系统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归政府所有或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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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者们表示，他们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方法，是让经济进入冬眠或昏迷状态。冬眠的动物需要做好充裕储备才能过冬。如果没有足够的脂肪，就会在漫长的冬夜中死亡。在昏迷时，身体系统会停止运转，需要更多的人为辅助才能正常代谢。病人一旦被诱导进入昏迷状态，其预期寿命就会急剧下降，因为随时可能发生危险的继发感染。疫情后是否能恢复社会的正常运转，始终是衡量某项战略成功与否的真正标准。
与2008年之后一样，疫情后的复苏，将受到迟滞现象的影响。财富的毁灭、遗留的债务问题和就业影响，将阻碍复苏的进程。对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大多数小型企业都没有足够的储备金来应付一个月乃至一个季度的开支。许多受影响的企业会就此关门大吉，永远不可能重新开业。之前投入的资金，就这样打了水漂。客户可能会转而选择其他供应商。各种问题会破坏掉客户、员工、供应商和业务流程中的信任关系。扭转这种局面，需要很多时间。
继续运营的企业，将从根本上进行业务重组，比如缩小规模。英国航空、汉莎航空、阿联酋航空和美国各大航空公司都宣布关闭部分业务。他们让大批量的飞机退役，有效减少了未来的运力和航线。这些决定将沿着供应链向上回溯。运营将在数年内无法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包括航空公司在内的许多旅游和酒店行业，将被危机债务所拖累。为了节省现金，这些行业不向客户退还被取消的预订金，而是改成之后使用的消费券。当业务恢复时，他们将在没有新收入的情况下，承担履行这些义务的成本。
消费需求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到普遍的活动水平，而对某些特定业务的影响会尤为突出。商务旅行在很大程度上被电话会议所取代。远程工作、网上购物和娱乐的增长，可能会改变对房地产的需求。人们担心被困在漂浮的瘟疫船上，就相当于被困在滋生疾病的培养皿中，因此游轮的吸引力会下降。人们可能不愿出国旅行，因为担心未来会出现疫情封控、回国困难、无法给保险续费等问题。
人们的行为改变会非常明显。因为害怕与人接触而感染疾病，所以自动化的发展会继续加速，进一步威胁到工作职位的数量。危机留下的伤疤，将影响人们组建家庭和生育后代的计划，这将改变人口结构，加速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就像大萧条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一样，人们的消费和负债意愿，可能会在一代人或更长的时间内受到影响。
历史表明，政府的介入将很难逆转整体趋势。必要服务或战略上至关重要的服务，可能会归于某种形式的政府控制之下。当政府想要出手保护企业和就业时，救助行动可能会减少竞争，制造出被称为“行走的债务”的行业僵尸。撒钱式的收入支持，可能会降低人们找工作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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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前研一1990年出版的《无国界的世界》一书，是全球化的蓝图。但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以及之前就存在的2008年大衰退带来的压力，却倾向于国家认同感、去全球化、保护主义和对移民的严格限制。这种趋势，是支持建立起国界壁垒的。虽然最严格的旅行禁令，未来肯定会被取消，但全面修复是不太可能的。由于害怕对外国的依赖，各国开始专注于自给自足，向封闭经济的方向发展。这些国家可能限制战略物资和基本产品的出口，减少对进口和国际供应链的依赖。外国所有权和自由资本流动，面临更大的障碍。
本地生产成本高昂、规模有限、效率低下，还需要冗余产能。在国际供应链中纯粹依靠廉价劳动力进行竞争的发展中国家将失去优势，需要进行调整。另一种选择是增加库存，未来的主流思路将变成“以防万一”（just in case），而不是“适时”（just in time）。
按人均计算，瑞士是欧洲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因为这里靠近欧洲疫情暴发的最初地点——意大利北部。该国40%~50%的粮食依赖进口。虽然实施了封控措施，但供应链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因为该国境内有可供3~6个月食用的基本食品和商品的战略储备。但是，缓冲库存的维护成本非常高昂。
这些变化，将影响经济增长，改变各经济体之间的资源配置，限制复苏的速度和力度。举例来说，政府可以通过促进投资和提供再培训设施，将一些迟滞因素的影响降至最低。但是，许多影响是政府无法控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破产、重组、规模缩减以及结构和行为的变化，将无情地耗尽就业和经济容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