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汽车（GM），之前一度是美国工业实力的象征，如今却成了福利项目问题的典型。在董事长阿尔弗雷德·P.斯隆（Alfred P.Sloan）的带领下，通用汽车的产量曾经一度超过所有竞争对手生产量的总和。而讽刺的是，斯隆本人对汽车并没有什么兴趣。1955年，通用汽车的利润达到空前的10亿美元。用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查理·威尔逊 [6] 的话来说，对美国有利的事，对通用汽车也有利，而且反过来这个道理也讲得通。
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之间，通用汽车和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领导的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在谈判之后决定提高员工福利。其中包括与生活成本增加和生产率提高相关的工资增长保障，更长的带薪假期，养老金福利（根据政府资助的社会保障福利进行调整），残疾福利，以及在职员工和退休人员的医疗福利。通用汽车提供了就业保障，确保能为因工厂关闭而失业的工人提供补贴。1973年，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谈下了著名的“30年退休”协议。员工的工作年限只要达到30年，就可以在退休后享受全额养老金和医疗福利。
钢铁、铁路和航空工业也为各自的劳动力大军安排了类似的福利。到20世纪60年代末，45%~50%的美国职工有资格领取企业养老金。
在汽车需求旺盛的年代，通用汽车希望能尽量避免劳工骚乱和长时间的破坏性罢工，因为这些事件会造成利润下降。公司认为，就算福利政策导致成本提高，也能轻而易举地转嫁到买家身上。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通用汽车的实力已经有所下降，但还在继续提高员工福利。为保持竞争力，通用汽车没有立即增加成本，而是对福利待遇进行延期支付，并与员工达成协议，改变工作惯例。批评人士对这些未来的负债感到担忧，质疑通用汽车是否有实力履行债务。当时还年轻的管理顾问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就曾怀疑过，通用汽车这类公司是否能准确地预测到几十年后的偿债能力。 [7]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通用汽车雄厚的盈利能力和优秀的经济状态，支持了这些福利计划。20世纪60年代末，通用汽车的盈利能力开始下降。随着汽车拥有量达到很高的水平，市场已经饱和。1965年，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的畅销书《任何速度都不安全》（Unsafe At Any Speed ），引起了人们对汽车行业的安全问题、机械缺陷和质量问题的关注和质疑，也给汽车行业的盈利带来了新的压力。
紧接着，就是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以及对紧凑型、节油型汽车需求的增加。美国汽车制造商一直不看好紧凑型汽车，更加青睐车身壮硕、功能强大的“梦幻机器”。这样一来，正好给外国汽车制造商以可乘之机，占领了市场份额。曾经在美国沦为笑柄的日本汽车的质量和特点，此时却受到了偏爱。高端买家开始看好梅赛德斯-奔驰、宝马、保时捷和法拉利等欧洲豪车品牌。
外国汽车制造商也拥有显著的成本优势。到20世纪80年代初，因为劳动力成本更低，所以即使加上运输成本，日本汽车的总成本也比美国同类汽车低1 500美元左右。养老金和医保福利，是成本差异背后的最大原因。单是医保一项，就能让一辆美国制造汽车的成本增加约400美元。在日本和欧洲，养老金和医疗费用由国家承担，而不是由企业和个人来承担。就算外国制造商在美国建立生产基地，也并不一定成立工会。这些外国厂商并不是全部都提供退休福利，就算提供，也没有老员工需要赡养，不存在历史遗留的退休员工责任。
通用汽车作为员工福利的先行者，随着在职员工数量开始缩减，而20世纪中叶聘用的大量员工开始陆续退休并领取养老金，历史遗留的福利负担也在不断增加。生产力的提高和成本压力意味着通用汽车此时生产的汽车量比20世纪60年代初要多，但员工数量只有20世纪60年代初的1/3左右。1963年，通用汽车有40.5万名员工，供养3.1万名退休人员（每13位在职员工供养1名退休人员）。到21世纪初，员工数量仅有14.1万，却要为45.3万名退休人员支付福利（1位在职员工对应3位退休人员）。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通用汽车的巨额利润是以股息的形式派发给股东，但到了20世纪末，公司的运营重点变成了履行养老金和医保责任，汽车制造反而成了副业。
通用汽车等公司，后知后觉地向新员工关闭了固定福利计划，也尝试过将现有的退休计划转变为固定缴款计划。虽然通用汽车对业务进行了剥离和重组，买断了医疗福利，并借款为其养老金计划提供资金，但还是被迫在2009年根据破产法第11章申请整顿，引发了历史上最大的工业破产案。这一事件，导致美国工会在薪酬和退休人员医保方面不得不做出重要让步。
***
其他发达国家的政府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这些政府提供的福利越来越慷慨，领取资格不断扩大，退休年龄一再降低。这是由持续繁荣的信念和休闲社会的理念所支撑起来的。
1930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预测，资本主义最终会让大众享受到每周15小时工作制。技术的进步，将使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更加快速、高效、廉价。工资会不断上升。人们未来面对的挑战，将是怎么充分利用额外的闲暇时间，而不是为生存而奋斗。
政府的福利，一般属于固定福利计划，通过政府的一般收入按现收现付的方式提供资金。就算是资金充裕的福利计划，政府也很少为未来需要履行的债务预留出足够的资金。与企业不同的是，政府有能力通过增加税收或借贷来履行没有资金准备的福利义务。但是，就像企业一样，由于资金不足、人口老龄化、寿命延长和医疗成本上升导致的债务快速增长，导致未来的支付能力隐患日益凸显，实在堪忧。
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各国政府就陆续推出了慷慨的税收激励措施，鼓励个人为退休进行储蓄，保留了只针对穷人的社保体系。个人缴纳部分来自税前收入，这样就避开了一部分正常的所得税。个人缴纳部分的投资收益，要么不征税，要么按优惠税率征税。在老年阶段提取退休储蓄，特别是以年金形式进行逐年提取，也能享受到优惠的税收待遇。
新的养老金计划，属于固定缴款计划。员工必须向一个基金缴款，依靠这支基金的储蓄和回报，为退休提供资金。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以社会保障体系的压力和低储蓄率为由，推出了个人退休账户，后来又推出了“401（k）”——一种可以避税的固定缴款养老金账户。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也实施了类似的计划。
到2010年，在发达国家，享受固定收益退休计划的员工比例，已经从60%左右下降到10%。拥有养老金固定缴款计划的员工比例为60% ~ 70%。这种转变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尤为明显。
个人退休投资组合，创造了有迫切投资需求的大规模资金池。截至2014年，仅美国401（k）账户，就超过4.4万亿美元，而澳大利亚的退休储蓄总额也超过了1.5万亿美元，相对于其经济规模来说，这样的养老基金规模，大得不成比例。在全球范围内，养老基金持有的资产超过40万亿美元。
这些计划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灵活性，让人们能够在不影响养老金福利的情况下更换工作，但真正的目标，是将风险从政府和公司转移到个人身上。这样一来，退休储蓄的水平，就取决于员工个人的缴纳情况和基金的投资结果。
缴款和投资收益，并不能保证为退休提供足够的资金。从全球范围来看，约一半或更多的退休储蓄都投资到了股市里，那么如果在接近退休时发生股市大幅下跌的情况，就可能会对个人产生不成比例的巨大影响。在低回报时期，储户被迫承担过高的风险，才有可能达到目标回报。在某些情况下，由此产生的亏损，可能会夺去个人储蓄，令储蓄总金额大幅降低。对于政府来说，虽然摆脱了责任，但代价却十分高昂。税收激励的成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加。在储蓄不足的情况下，退休人员又会再次回到公共福利的范畴之内，增加了对国家资源的需求。
2014年，美国政府的未偿债务约为18万亿美元。此外，还需要大约36万亿美元才能确保社保和医保等项目有能力履行其未来责任。这就意味着，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包括现有债务和对未来的承诺，超过了GDP的三倍。此外，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约为1万亿美元，对资金不足的养老金计划的未来承诺约为3万亿美元。
平均而言，欧盟国家需要相当于当前年度GDP四倍以上的资金投入，才能为其债务融资。要么，就需要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每年预留出GDP的8%用于偿还债务。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需要对退休、医疗和社会福利项目进行重大改革，否则就必须大幅增加税收。 [8]
在其他发达国家，绝大多数的政府养老金和医保计划，特别是针对政府雇员的养老金和医保计划，同样也是资金不足。英国首相丘吉尔确实有先见之明，当年他就对《贝弗里奇报告》中关于未来可能性的那种令人胆寒的乐观言论表示过怀疑。
2012年，在俾斯麦下台近150年后，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总结：“如果欧洲现在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7%多一点，生产的GDP占全球的25%左右，必须为占全球50%的社会支出提供资金，那么很明显，欧洲必须拼尽全力去工作，才能保持住目前的繁荣景象和生活方式。” [9]
***
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并将未来再次爆发危机的风险降至最低，需要协调一致的计划，去逐个处理危机背后的病因。需要去削减债务、纠正失衡、逆转金融化，并通过缩减现有福利项目和覆盖未来福利责任的方式来控制福利规模的增长。但因为担心经济崩溃和选举失败，各国政府都在回避这些根本性的改变，就像埃罗尔·弗林（Errol Flynn）那样，拒绝将净收入与老毛病相调和。 [10]
各国政府更倾向于采取权宜之计，通过降低利率和公共支出来刺激需求。公共支出的资金来源，是发行政府债券，或向央行借款。酿成危机的政策，此时又化身为危机的解决方案，这与维也纳评论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的观点形成生动类比，他认为精神病学这门学科，本身就是一种伪装成治疗手段的疾病。政客和央行官员压上了赌注，指望着随时间的推移，经济增长和通胀上升可以将这些问题自行化解。
主要经济体的公共和私人债务总额不降反增。下表列出了全球经济中债务水平的变化。
表2-1 全球未偿债务存量（单位：万亿美元，2013年不变汇率）
资料来源：《债务与（为数不多的）去杠杆化》［Debt and（not much）deleveraging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Richard Dobbs，Susan Lund，Jonathan Woetzel，Mina Mutafchieva（2015）
自2007年以来，全球债务规模增长了57万亿美元，增幅占全球GDP的17%。截至2014年年中，全球债务为199万亿美元，总值占全球GDP的286%。相比之下，2007年全球债务为142万亿美元（占GDP的269%），2000年为87万亿美元（占GDP的246%）。
在此期间，没有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降低了实体经济（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债务占GDP比例，只有5个发展中经济体做到了。相比之下，14个国家的总债务与GDP比例增加了50个百分点以上。目前，20多个国家的债务与GDP之比超过200%，以日本（400%）为首。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澳大利亚分别为233%、221%、252%、188%、280%、259%和213%。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和韩国分别为217%、120%、128%、65%、133%和231%。
自2007年以来，发展中经济体的债务增长约占总债务增长的一半。企业、家庭和政府债务都在增长。只有发达市场的金融业降低了杠杆率。企业借钱不是为了投资，而是为了回购自己的股票或收购其他公司。在80%的国家中，家庭借贷（其中约74%是抵押贷款）已经增加。根据债务收入比、偿债比率和房价变化等风险指标，加拿大、荷兰、瑞典、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家庭，面对经济大环境的风云变幻，很可能不堪一击。
自2007年以来，全球政府债务增长了25万亿美元，达到58万亿美元。包括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在内的10个国家，政府债务都超过了GDP的100%。日本政府债务超过GDP的240%。鉴于经济增长缓慢、通胀率较低以及税收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失衡，预计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日本和许多欧洲国家的政府债务与GDP之比还会继续上升。在这些国家中，许多政府的债务已经达到了不可持续的水平，目前还不清楚该用什么方法削减债务，也不清楚什么时候可以削减债务。
债务，就像悬在全球经济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
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失衡始终存在。最初的适度缓和并非改革的结果，而是增长放缓和私人与公共投资大幅减少所造成的。德国、日本和中国仍不愿改变依赖出口和巨额经常账户盈余的经济模式。
但是，为出口产品的买家提供融资的策略，存在明显的缺陷。债权人会发现，自己只有向陷入困境的借款人提供更多贷款，才能保护现有投资的价值，防止债务人的货币或证券价值下跌。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等国家发现，自身暴露在美国经济恶化、美国政府债务评级下降、美债和美元贬值的风险之中。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8年就表达了中国的担忧。他说：“如果美国金融业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会很担心中国资本的安全与保障。” [11] 德国、法国、荷兰、西班牙和英国的银行和投资者也发现，他们向风险越来越大的“欧猪五国”贷款时，同样面临着这种风险。这些国家愤怒地拒绝了债务减免的要求，将借贷方说成是想要撕毁合同的缺德臭要饭的。放款人不愿承认自己发放贷款时很不明智，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借款人是否有能力履行义务。
所谓的欧盟慷慨解囊、提供新贷款来拯救借款人的说法，是错误的。这些新增贷款绝大多数都流向了发放原始资金的银行和投资者，而不是借款人。以希腊为例，在超过2 000亿欧元的新贷款（约为GDP的125%）中，只有约11%直接资助了希腊政府。德国、法国、荷兰和西班牙参与救助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塞浦路斯，是出于保护本国银行和投资的需要，而这样的行为，也扩大了债主国家对未来损失的风险敞口。
到2015年初，美国债务驱动的消费已经恢复，这是自2006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以来，对经济增长做出的最大贡献。虽然此时进口能源的价格低得多，但美国的进口规模再次上升，贸易赤字接近GDP的3%，朝向衰退前6%的峰值逐步靠近。德国和中国继续保持着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向外出口资本。失衡的状况依然没有得到缓解。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几年里，“大而不倒”的银行变得越来越大，规模和集中度都在增加。这是“强制合并”（shotgun mergers），有利于大型银行的法规，以及政府将银行作为标杆在国际上大肆推广的结果。客户纷纷涌向这些“安全”的大型银行，替代性资金来源不断减少，来自较小机构的竞争日趋减弱。这些现象，都让大型银行的地位水涨船高。
当年不得不接受政府救助的银行，此时已在央行的协助下，成为政府融资的中坚力量。截至2014年，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的银行，分别持有24%（超过4 000亿欧元）、41%（约3 000亿欧元）和15%（约2 400亿欧元）的政府债券。
政策制定者没有采取根本性的改革，而是引入了错综复杂的资本、流动性和交易控制措施，其效果如何，值得质疑。一些新的举措，例如衍生品监管和大型银行的新法规，又引发了复杂的关联和全新的系统风险。
2013年6月，时任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爵士表示：“让银行大而不倒、大而不能坐牢，或者单纯只是规模巨大，这不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 [12] 但是，在政府的支持（以保护存款人和债权人）、有限责任（以保护股东）、利润最大化和对金融家的激励薪酬等种种因素的联合作用下，大银行“理性轻率”的文化得以继续生长。 [13]
越来越多“大而不倒”的基金管理公司，也加入“大而不倒”银行的行列。这些基金管理公司手中掌握着超过87万亿美元的退休储蓄和其他储蓄，约占全球银行体系的3/4、全球GDP的150%。全球最大的10家基金管理公司，控制着25万亿美元的资产，其中最大的一家基金管理公司贝莱德就管理着超过4万亿美元的资产，规模超过任何一家银行。为防止未来金融危机爆发而专门设立的国际机构——金融稳定委员会，在2015年1月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大型基金管理公司可能会带来系统性风险，需要加强监管。为该行业奔走的说客十分愤怒，坚称资产管理公司与银行不同，并非全球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但是，就像基金经理在鼓励投资时通常所说的一样，过去的表现，并非未来的保证。
***
金融工程，继续被用来掩盖企业和国家的真实表现和真实地位。为了在困境中维持现状、增加收益，企业会对组织架构和财务状况进行重组，而不会在运营上花心思。企业会不时地搞一搞合并收购。自2009年以来，美国股票回购总额近2万亿美元，其中许多都是通过低成本债务进行融资。这样的操作推高了股价，在交易股票价值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
自从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府也纷纷诉诸金融工程来解决经济问题。欧盟用各种复杂的金融技术做实验，最初是将这些技术用于重新包装住房抵押贷款，来救助陷入困境的欧盟成员国，为大手笔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提供资金。目的是解决现有资金不足的问题。
政府在做账时，将创造力发挥到了极致。在引入欧元之前，意大利和西班牙利用衍生品交易，据说是为了把债务水平往下调。现在，政府利用表外结构和延迟支付来调整借款水平。各国政府一贯压低表面负债，不会将例如未来医保、老年护理和退休福利等未供资承诺明确呈现出来。为了解决银行资本重组的资金短缺问题，西班牙政府转而利用会计手段，同意将价值300亿欧元的税收损失作为银行的监管资本。当欧盟试图通过增加资本储备来提高银行的偿付能力时，西班牙采取了一种金融操纵策略，而这种做法对提高其银行的实际亏损吸收能力而言，基本上没什么帮助。
欧洲各国政府不愿意承认，向陷入困境的欧元区成员国提供的一部分纾困贷款，终究是收不回来的。2012年11月，德国总理默克尔为了遵守当初许下的诺言，保证德国人不会因希腊救助计划而遭受任何损失，便同意了债务重组，以最少的利率和延期偿还到久远的未来等条款，将债务终将归还的故事继续讲下去。为了避免眼前的损失，甚至还曾经考虑过没有固定还款期限的零利率贷款。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向央行借款并支付利息。央行的收入被记为利润，然后作为股息支付给政府。这些支出计入收入，增加了政府收入，改善了公共财政。这都是金融上的谎言。
虽然坊间总是不时传出关于福利欺诈和中产阶级福利问题的诉求和批判，但事实证明，福利改革困难重重。欧盟迫使希腊、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削减福利，作为纾困的一个条件。法国和德国曾尝试过提高退休年龄，但由于公众的反对，被迫进行淡化处理，要么就干脆倒退回之前的状态。即使被采纳，这项温和的措施也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看到效果。强迫员工继续在工作岗位上奋斗更长时间，是假定他们的健康状况可以保持不变，而且工作岗位也不会消失。在现实之中，这些措施，将导致老年员工纷纷去领取失业保障或残疾福利。如果他们真的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就会减少年轻员工的就业机会。
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采取的各项政策，令那些没有资金准备的养老金和福利问题更是雪上加霜。低利率或零利率降低了储蓄回报，加剧了资金短缺。政府债券等安全投资的极小回报，迫使养老基金和退休人员转向风险更大的投资，加剧了他们在损失面前不堪一击的程度。各国的政客都不愿意告诉选民，这个世界已经走到了“从天而降无尽财富”的尽头。 [14]
***
现在，很多政府都在对选民说谎，在经济问题的严重性、无痛解决方案的缺乏，以及纠正措施的高昂成本等问题上不说实话。时任卢森堡首相兼欧元集团主席的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曾有过那么一瞬间异乎寻常的坦率，他说道：“我们都知道该做什么，只是不知道在做了这件事之后，怎么才能再次当选。” [15]
爱尔兰文学评论家维维安·梅西亚（Vivian Mercier）曾说过，在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话剧《等待戈多》中，两次都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只能消磨时间，徒劳地等待戈多的到来。同样，政策制定者也是在等待难以捉摸的复苏的到来。就像剧中的两个角色一样，他们假装自己一切尽在掌握，但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些事又为什么会发生。他们影响事件后续发展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经济，像极了贝克特这场荒诞的阴谋。
注释：
[1]2008年1月23日《金融时报》，乔治·索罗斯《60年来最严重金融危机，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2]Richard Dobbs，Susan Lund，Jonathan Woetzel，Mina Mutafchieva，《债务与（不多的）去杠杆化》，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15年。
[3]参见Henry Hazlitt，《一课经济学》，1946年，17页。http://mises.org/books/eco- nomics_in_one_lesson_hazlitt.pdf.
[4]前英国官员Adair Turner爵士说过的一句话；参见Gillian Tett，2013年9月20日《金融时报》，《美联储QE策略背后的真实故事是西方的债务爆炸》。
[5]参见Piergiorgio Alessandri和Andrew G.Haldane的演讲《依靠国家》，基于2009年9月25日在芝加哥联储第十二届年度国际银行业大会发表的讲话《国际金融危机：金融规则是否已经改变？》www.bankofengland.co.uk/archive/Documents/historicpubs/speeches/2009/ speech409.pdf.
[6]Charlie“Engine”Wilson，作者戏称其为“引擎威尔逊”。——译者注
[7]Peter Drucker，《养老金的海市蜃楼》1950年2月《哈珀斯月刊》。
[8]Jagadeesh Gokhale，《欧洲国家无资金准备的责任评估》，国家政策研究中心，2009年1月《政策报告第319号》。
[9]参见Quentin Peel，《默克尔对福利成本发出警告》，2012年12月16日《金融时报》。
[10]埃罗尔·弗林，20世纪初著名演员。他的信条是：所有事都要极度放纵。曾说过“我喜欢年份老的威士忌和年纪轻的女人”。正是他这种不计后果的穷奢极欲最终导致了他的堕落。——译者注
[11]参见AFP，《中国总理：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将波及全世界》，2008年9月28日。
[12]参见Martin Wolf，《英国银行业改革需要继续深化》，2013年6月20日《金融时报》。
[13]英国银行Andrew Haldane说过的一句话。
[14]参见Simon Schama，《美国的未来：从建国之父到奥巴马》，2010年，311页。
[15]参见《让-克洛德·容克访谈：魔鬼尚未驱逐》，《德国明镜周刊》，2013年3月11日。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europe/spiegel-inter-view-with-luxembourg-prime-minister-juncker-a-88802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