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并非正常的繁荣与萧条周期之中的一部分，而是经济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亿万富翁、投资人索罗斯称，这是超级繁荣时代的结束。 [1] 在四个主要因素的重压下，战后扩张走向了终结。这四个因素分别是极高的债务水平、严重的全球失衡、过度的金融化，以及无力承载的未来福利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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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背后的第一个因素，就是全球经济越来越依赖借款来创造经济活动。2015年一项涵盖了22个发达经济体和25个发展中经济体的研究发现，2000年至2007年期间，全球债务总额从87万亿美元增长到142万亿美元，每年增长7.3%，是经济活动增长规模的两倍。 [2] 在许多国家，债务达到了只有战争时期才会出现的水平。当时，每个人貌似都非常认同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观点：量入为出，只能说明你这个人缺乏想象力。
家庭借贷，是因为实际工资水平跟不上生活成本的增长步伐，尤其是在美国。美国人借越来越多的钱，用来买房子，而房产价值也不断上升。美国人通过借贷来维持媒体所描绘的光鲜生活方式。美国人借钱在股票和房地产上搞投机，用这种方法赚钱来筹措医保、孩子的教育费用和退休花销。美国人之所以借钱，是因为他们借钱实在是太方便、太容易了。
金融的便捷和利率的低廉，使得企业得以扩张。公司用债务代替股权，因为债务更便宜，而且利息可以免税。他们借钱买回自己的股票。这种做法提高了股东的回报，也提高了授予关键员工的股票和期权的价值。
政府借钱，是为了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并为公民提供更多的服务。这样的操作在选举中非常有利，比增税更受欢迎。金融机构借钱，是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贷款需求。金融机构的工作，就是跟钱打交道，所以贷款量越大，利润和股息就越多。
借款必须靠储蓄来融资。借来的钱，终究要来自因更大规模的经济繁荣和养老、医疗需求所驱动的储蓄增长。以股票和债券形式存在的全球金融资产，从1990年的51万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294万亿美元（约为全球GDP的3.8倍），年增长率约为8%，远高于实际经济增长率。
银行通过准备金或比例制银行业务，让储蓄流通起来。当储户将钱存入银行，比如存入100美元，那么这100美元的原始持有人仍然拥有这笔钱，但是银行和获得贷款的人，也有这100美元。借出的钱会回到银行或作为存款进入另一家银行。然后，这些钱可以再次出借，并在一个连续的过程中不断循环，扩大货币和债务的供应。唯一的限制，就是要求银行保留一小部分存款作为准备金，以满足取款需求。
银行逐渐变得非常善于加快货币流通，这就进一步增加了信贷供应。其核心，就是影子银行系统。影子银行的规模，估计在25万亿美元至100万亿美元之间（占全球GDP的40%~160%）。其他手段还包括衍生品合约，这是一种杠杆金融工具，可以转移风险，让投资者在贷款、债券、利率、货币、股票或大宗商品的价格上进行押注。截至2014年，全球未偿付衍生品总额约为700万亿美元（超过全球GDP的10倍）。在任何给定时间点，这些合同的实际价值、利润或亏损都要低得多，但通常仍高达30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50%）。
此时，推动经济增长的是债务的力量。因为债务允许人们实现即刻的消费和投资，只要未来某个日子去把钱还上即可。原本在正常情况下需要多年才能完成的支出，此时因为贷款的便捷而提前加快，统统浓缩到了当下。
一些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摆出了一副轻描淡写的态度。他们认为，债务不可能增加总需求。一个人因储蓄导致的支出减少，被借款人的支出增加所抵消，因此总支出保持不变。对于每一位债务人来说，都有一位债权人，因此一方只不过是将他们当前的购买力让渡给了另一方，而当贷款连本带利偿还给债权人时，整个过程就会逆转过来。如果说金钱代表了对收入和资源的所有权，那么借款仅仅是对未来资源的所有权的转移。债务人实际上无须偿还，而只需重新借款来偿还到期债务，或者干脆债务违约。
但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种观点。美国商业记者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在1946年曾写道，除了在自然界中可以免费获得的东西外，所有东西都需要付费。实际上，你不可能不劳而获。你不可能毫无限度地将借款进行下去。他反对那种认为债务可以忽略不计的观点，因为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我们欠下的钱，终究还是我们自己的钱。 [3]
当债务扶持起来的经济活动足够偿还借款时，债务就是有益的，但自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债务的累积过多，远远超出了偿还能力。这些债务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在支持那些无法产生足够收入或价值来偿还本金和利息的活动。
借贷总额中，只有15%~20%用在了投资项目上。剩下的80%~85%都是以“促进平滑消费的生命周期”为旗号，用于企业现有资产、房地产或无担保个人理财上。 [4] 在美国、爱尔兰、西班牙和葡萄牙，债务推动的住房投资，提振了建筑业和国家GDP，而这些投资的背后，根本没有需求做支撑。许多其他国家的公共和私人债务水平也有所提升，实现了更高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在预期价格上涨的情况下，人们频繁通过借贷的途径购买资产，然后再将这些资产作为还贷资金的来源。一旦借贷放缓，就会导致资产价格低于未偿债务，从而造成偿还困难。
债务也必须在固定日期之内得到偿还。资产价值的下降或信誉恶化，都可能降低债务方为偿还初始借款而再借款的能力，从而引发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问题就是鲜明的案例。债务需要定期偿还。因为债务占据了一部分未来收入和财富，所以人们可用于别处的资金就相应减少。由此，债务就形成了对经济活动的拖累。
比例制银行业务，以及影子银行系统和衍生品，都会放大经济内部的风险。银行充当债务中介，通过精妙设计，利用股东资本中的1美元来支持高达30美元的借款。一旦出现损失，就会迅速威胁到金融机构的偿付能力，对现代经济至关重要的支付体系崩盘的可能性也随之大幅增加。银行系统自身的弱点，会减少对成功企业的信贷供应量，阻碍经济活动。
由于投资者直接或间接地通过银行系统持有借款人的借据，因此储蓄的价值和安全性与借款密不可分。债务违约、债务减免或通货膨胀，会将那些给未来需求（如退休）提供资金的储蓄化为乌有。这就导致政府压力倍增，需要拿出更多的钱来弥补缺口。要么就要去减少储户未来的支出，而这样操作，就会阻碍消费。
最终，繁重的债务就形成了一场庞氏骗局。国家、企业和个人需要不断地高筑债台，才能偿还现有借款，维持经济增长。在2008年之前的半个世纪里，美国创造1美元GDP所需的债务从1~2美元增加到4~5美元。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增长放缓和低通胀等因素，这种债务规模的快速增长根本无法持续。
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将金融分为三个阶段。在商业周期的早期阶段，只有信誉良好的借款人才能获得资金，他们的收入能够支付债务的本金和利息，这一阶段叫作对冲金融阶段。随着周期的发展，相互竞争的贷款机构将资金发放给边际借款人，这些借款人的收入可以支付利息，但不能支付本金，这就要求他们对债务不断进行再融资，这一阶段叫作投机金融阶段。最后，贷款人向那些收入无法偿还本金和利息的借款人提供融资，他们依赖于不断增加的资产价值来偿还债务，这一阶段叫作庞氏金融阶段。当货币供应放缓或停止时，这个周期就结束了。无法履行金融义务的借款人想要出售资产，导致价格暴跌，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就是这样的一个“明斯基拐点”。
债务和储蓄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当债务人无力偿还时，价格虚高的资产就变得一文不值。整个系统随之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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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第二个因素，是全球消费、投资和储蓄的严重失衡。相对于本国收入而言，一些国家出现过度消费或过度投资，积累了大量外债。其他国家消费更少，储蓄更多，由此填补了缺口。
美国是世界消费的最后一道关卡。随着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美国人比其他国家人民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更多，由此也刺激了对其他国家产品的需求，保持了世界经济的增长。这一过程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了，特别是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积极参与进来，直接助力全球需求，加速了整个过程的发展。
一开始，美国消费者通过减少储蓄的方式来支持消费。随后，他们的借款规模不断扩大。因为美国老百姓购买了许多进口商品，所以美国出现了巨额贸易逆差，出口低于进口。于是，美国只得从海外借款来填补差额。
在此期间，中国成了出口大国，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然后加工或组装，再以成品的形式输往国外。出口大于进口，中国创造了庞大的外汇储备，总额超过4万亿美元。通过出口和外国投资获得的美元必须兑换成人民币。为了保持出口商的竞争力，避免人民币升值，中国将其外汇投资到海外。超过60%的外汇储备投资于以美元计价的证券，主要是美国政府债券。这反映了美国极高的信用评级和庞大的货币市场流动性。就像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美元一样，回收的美元再次回流到美国，为美国的巨额贸易和预算赤字提供了资金，维持了美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鼓励中国建立更大的盈余，以抵御短期外国资本流动极不稳定的波动性。许多亚洲国家险些在这种波动性中毁于一旦。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其他国家与地区也采用了类似的策略来促进经济增长。
19世纪时，中国对英国的出口大于进口。英国东印度公司试图通过强迫中国购买鸦片的方式来纠正这种不平衡。中国限制鸦片进口之后，英国随即发起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屈辱惨败而告终。这段历史往事，与当前中国和很多国家之间，尤其是和美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存在些许相似之处。
这种失衡并不局限在亚洲内部。随着欧洲在1999年引入单一货币——欧元，欧元区实力较弱的成员国从货币稳定和利率大幅下降中获益。由此，这些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也从德国等国购买了更多的进口产品。其结果就是德国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大幅增加。德国将这些外汇储备和大量国内储蓄借给了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和希腊，否则这些国家根本无力支付进口产品的费用。
德国、日本、中国和其他亚洲经济体的高储蓄和外汇储备，形成于节俭的传统价值观、社会福利的缺乏和货币的估值偏低。某些情况下，之所以建立起外汇储备，是为了预防资金来源的不稳定。大宗商品生产国经常将多余的出口收益用于未来矿物资源枯竭时的投资。撇开理由不谈，外汇储备和储蓄转变成了规模巨大的贷款计划，令有盈余的国家能够为贸易进行融资并促进贸易的发展，从而加速全球经济增长。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资本流动性增强和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的推动下，这种失衡的程度迅速加剧。到2007年，美国吸收了高达85%的全球资本流动（每年5 000亿美元）。亚洲和欧洲是全球最大的资本净供应国，其次是俄罗斯和中东。跨境债务流动为美国政府和美国私人债务的快速扩张提供了资金。这种全球化的失衡状态，打压了利率，也鼓励了一些国家增加借款。廉价资本的便捷性，令各国不再需要节约，更无须量入为出。
像当下这样，一些国家存钱，而另一些国家借钱来为消费提供资金的经济秩序，本质上就是不稳定的。商品的销售方，直到买家的债务被偿还之后，才能拿到付款。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这些问题顺着金融纽带传播到了全球各个经济体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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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因素是金融化，体现在金融部门的庞大体量和对金融工程的依赖上。
随着债务水平的上升，银行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相对于经济体的规模而言更是水涨船高。到2007年，许多发达国家的银行资产超过了GDP的100%。在美国，银行资产约占GDP的78%。在日本，银行资产约为GDP的160%。在德国，这一比例是270%。意大利和西班牙分别是213%和269%。英国超过500%，爱尔兰为700%，瑞士超过600%——这些数字，部分反映出了这些国家作为国家间主要金融中心的功能。
银行提供国内信贷，为资产购买、投资和消费以及跨境贷款提供融资。随着银行业日益朝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跨境资本流动不断增加，从1980年的5 000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12万亿美元的顶峰，年平均增长约12%。
在美国金融业的鼎盛时期，其创造的利润占到企业利润的40%，占股票市值的30%。大型银行体系本身不见得一定有问题。在英国，金融和保险服务为英国经济贡献了1 250亿英镑的总增加值（GVA），占GVA总额的9%，其中约46%来自伦敦一个城市。金融服务业对英国贸易顺差的贡献很大。这一行业提供了英国约4%的就业岗位，在2010-2011年度为英国贡献了210亿英镑的税收收入。
银行业涉及的实体经济，包括快捷支付、为储蓄提供安全场所、为实体活动提供融资并管理风险等。而当一个大型银行体系的作用扩展到支持实体经济以外时，确实会产生问题。对增长和更高盈利能力的追求，导致银行不断去承担更大的风险。通过降低贷款标准（美国次级贷款就是一个例子），鼓励发放更多贷款，银行在抵押品不足或没有法律保护的情况下大肆放贷。而银行的重点，转移到了引导资金进入与客户需求无关的投机活动和交易之中。这些活动和交易，通常都是零和博弈，只不过是在交易双方之间进行财富转移，对整体经济活动发挥不了任何增值作用。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全球金融体系错综复杂的联系。在2008年，这种联系成了传播顽疾的渠道。这导致跨境资本流动大幅下降，直至目前，仍然远低于危机前的水平。
无论是对单个机构还是对整体系统而言，金融创新都意味着全新的风险。复杂产品的卖方和买方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金融家正是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才获得了丰厚利润。银行经理、董事和监管方，无法跟上新的发展步伐，也没有实施足够的监督。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几乎没有人真正了解高风险抵押贷款、复杂证券、衍生品和影子银行体系的潜在问题。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储备急剧下降。杠杆率越来越高，股本回报率也越来越不稳定。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资产负债表内外的高杠杆将问题进一步放大。
因为银行规模扩大、复杂性增加而带来的一系列风险，是由政府来兜底的，而评级机构也认清了这一事实情况。政府的保障，通常表现为储户资金保护、流动性保险和隐含的资本支持等形式。鉴于银行在支付和信贷供应方面的核心作用，政府不能允许倒闭的事件发生。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英国、爱尔兰和欧洲各国政府被迫介入，用实际行动支持本国银行。其他国家通过扩大存款担保的范围，间接地支持了当地银行。这就导致政府债务的增加，以及潜在的财政承诺的增加。
英国央行的安德鲁·霍尔丹（Andrew Haldane）在2009年指出，“银行风险逐步上升，国家安全网也随之扩大和深化”。这相当于《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的“红皇后赛跑”，当政府忙不迭地加强金融安全时，银行家们却在马不停蹄地制造出更多风险，整个体系始终在原地踏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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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越来越依赖于通过金融工程的手段来增加收益，提高股价。而金融工程与企业的主营业务，即提供商品和服务，没有半点关系。
企业用到的低成本债务融资越来越多。在私募股权交易中，债务水平尤其高。复杂证券经常利用评级和税收规则的差异来降低资本成本。合并和收购以及各种类型的公司重组（分拆等）也纷纷上演，目的就是创造价值。鉴于这类交易带来的实际效果并不显著，个中的获利方，都是内部人士、银行家和顾问。股票回购和资本回报对股价发挥了支撑作用。2008年1月，美国的公司用来回购自身股票的现金流，占到了近40%。
在一幅呆伯特（Dilbert ）漫画中，斯科特·亚当斯（Scott Adams）描绘了一家公司放弃生产优质产品，转而采取随机重组的策略——合并、收购、部分业务的剥离、合作、合资，以及支付优秀员工薪酬计划。一番操作下来，股票价格应声上涨。
公司通过金融工具交易来获利。无论石油业务是好是坏，石油价格是高是低，石油公司都能稳赚不赔，都能从不确定性和波动性中获利。实际上，根本没有必要去进行实际生产，没必要去进行石油提炼，就能从价格波动中赚得盆满钵满。
传奇投资者沃伦·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大量使用金融工程，包括杠杆和衍生品合约。该公司收到的保险费以现金形式支付，这些钱可以用来为投资进行融资。该公司出售国际股票指数和公司违约风险的远期期权（一种保险形式）。获得的期权费增加了其投资资本。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采用的两种策略中，杠杆来自预先收到的现金对未来或有支付的承诺。风险是后端的，公司只需要在合同解除或到期时付款，就可以使用收到的现金。
金融化最终会干扰市场机制，创造一个价值被操纵的、不可持续的人为经济环境。股票市场旨在为现存的投资项目筹集资金提供便利。股市允许储户进行投资，并在需要时为现存的投资者提供清算投资的能力。金融化破坏了这些功能。
股市已经日益与实体经济脱钩。虽然股票代表着对实体经济的权益，但现在的股价与基本面经济因素（如GDP增长，有时甚至是盈利）并不相关。
高频交易（High frequency trading，HFT）是利用计算机进行快速股票交易的一种交易方式。在某些市场，高频交易的交易量高达70%。高频交易的平均持有时间在10秒左右。组合投资者的投资期限也缩短了。1940年，平均投资期为7年；20世纪60年代，是5年；20世纪80年代，降到了2年；到2014年，大约是7个月。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是动量交易，而非长期投资。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波动性和短期价格大幅变动的风险，打击了真正的投资者。
风险资本的来源，上市的高成本，特别是不断增加的合规成本，公开披露（包括管理薪酬在内）和审查的加强，以及企业所有权向私人股本等不同形式的转移，都改变了股市的本质。私人投资者或内部人士利用全新的融资方式来实现收益积累，在无声处改变了市场的功能。
长期而言，这样的事态发展，会威胁到股市作为企业资金来源和投资途径的可行性，从而损害实体经济。《疯狂》（Mad ）杂志的虚构封面人物阿尔弗雷德·E.纽曼（Alfred E.Neuman），展现出了现代金融的超现实世界：“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之中，柠檬水是用人造香料做的，而家具上光剂则是用真正的柠檬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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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因素，就是福利计划。这些计划旨在保护和促进公民的经济和社会福利，特别针对弱势群体而设计。虽然福利计划在战后经济中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并非新鲜事物：罗马帝国为那些买不起食物的人提供粮食；16世纪的英国《济贫法》，引入了对贫困人口的基本照顾；教堂以及其他宗教和慈善组织，为穷人、老人、孤儿、寡妇和残疾人提供帮助；伊斯兰教的五大支柱之一，是义务天课（一种慈善税），其目的就是缓解经济困难和消除不平等。
19世纪，德国总理奥托·冯·俾斯麦为工人阶级开启了第一个国家福利制度，包括养老、疾病、事故和残疾保障等。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导致了经济活动的大幅下降，失业率猛增（占劳动力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银行倒闭，储蓄损失惨重，收入、税收、利润、农作物和商品价格下降，国际贸易减半，股价暴跌。为了应对这种现状，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引入了基本的社会保险政策，重点放在就业计划和通过对基础设施进行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
规模最大的一个项目出现在英国，源自1942年的《贝弗里奇报告》。这份报告以威廉·贝弗里奇爵士的名字命名。他在报告中提出，希望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该报告以20世纪早期的一些举措为基础，包括养老金、失业、健康福利和免费学校餐食，提出了一系列应对“五大巨人”（匮乏、疾病、无知、肮脏和懒惰）的措施。报告建议政府采取行动，依据个人情况，提供适当水平的就业、收入、住房、保健和教育。
类似的项目在其他地方也很常见，尤其是在发达国家。有些国家还为家里有小孩子的公民提供额外的收入补充和福利。这些项目的基础，是机会平等、财富分配平等、公民权利平等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公共责任。战后强劲的经济增长和日新月异的繁荣景象，令福利的增加成为可能。
后来，又出现了雇主支持的养老金和医疗计划，作为普遍而适度的公共福利的补充。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务员也获得了职业退休计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企业为了规避美国政府工资冻结和对企业利润征收超额利润税，开始向员工提供退休计划。这些计划后来也扩展到初级员工，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企业想要获得优惠的税收待遇。因为税收优惠的条件，要求退休计划至少对70%的员工开放。在战后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企业提供越来越多的福利，留住了熟练工人，激励了员工热情。
福利制度涉及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以现金福利或补贴的形式将资金从一个群体转移到另一个群体。这部分的资金来源，必须是税收、工资或受益人的捐款，但企业和政府经常无法为承诺的退休养老金和医疗福利提供充裕的资金。企业和政府都涉及递延成本，在个人退休或需要看病就医时才进行支付，而这些要求随着员工年龄的增长会不断增加。雇主可以在较低的工资和未来福利承诺之间进行权衡，从而降低当前的成本，提高利润。政客们可以向选民承诺未来的慷慨福利，而这些福利根本不需要从当前的税收收入中进行支付，当不得不进行支付时，也可以通过借款来筹集资金。
退休福利或养老金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固定福利计划，受益人无论缴纳过多少金额，都能享有固定的权利，数额通常是其最后薪金的一定百分比，并与通货膨胀挂钩（有人称之为生活费成本调整，COLA）。第二种是固定缴款计划，受益人可以获得他们与雇主/政府共同缴纳款项的投资回报。在退休时，福利可以一次性支付或分批支付，作为退休生活的收入来源。
涵盖退休或医保的福利计划，要么是现收现付，要么是全额支付。在现收现付的情况下，收益来源于基金或发起人的当前收入，对政府来说，这就是税收或借款。在基金计划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雇主或政府会给出具体的、协定的缴款额度。如果某计划的资金已全部到位，那么这只基金的预期负债，就可以通过任何给定时间点的投资价值完全抵销。
退休和医保计划，最初是按现收现付方式供资的确定收益计划。但也有例外情况，主要是在美国，因为美国对福利社会主义的恐惧，甚至超越了对俄国共产主义的恐惧。从理论上讲，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种资金充足的固定收益体系。雇主和雇员的税收由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征收，并正式委托社会保障信托基金进行投资，从而满足特定的福利配给。
现收现付制是可持续的，相对于缴款规模而言，可用于支付的收益规模不大。这种方式要求社保成员数量不断增加，从而确保新资金的不断流入，以提供足够的现金用于支付。在全额出资的计划中，如果假定的投资回报率或预期的未来负债不够准确，那么就存在资金资源不足的风险。
预期寿命增加和人口老龄化，最终会威胁到退休和医疗福利的可持续性。到21世纪初，全世界的平均预期寿命约为65~70岁，而在20世纪初，平均预期寿命只有30~40岁。发达国家预期寿命更高，达到80岁以上。进步的经济环境、安全的工作场所、清洁的饮水、卫生的环境、改善的营养条件、提升的公共和个人卫生状况以及优质的医疗保健，共同造就了如今的成果。
长寿增加了退休福利的成本，因为此时，必须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内支付退休费用。更高的医疗成本，反映出了治疗和手术费用的提高，关节置换、癌症治疗，以及各类新药的价格都非常高昂。同时，这也反映出了很多之前被认定为不治之症的疾病，此时已在早期发现、预防和长期治疗等医疗支出的帮助下，转变为慢性病。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意味着资金流入和税收增长同时下降。
1889年，俾斯麦总理在位之时，德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是70岁，而当时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45岁左右。1908年，在劳合·乔治（Lloyd George）首相的领导下，英国人的法定退休年龄是70岁，而当时很少有人能活过50岁。1935年，美国政府规定的领取社会保险养老金的年龄是65岁，而当时美国人的平均寿命约为68岁。到2000年，发达国家的工人预期会在55岁至67岁退休。随着预期寿命接近80岁，退休人员可以获得25年以上的退休金和医疗福利。而这些计划在设立之时，根本没有考虑到劳动力退休后寿命会不断延长，而支持这些计划的劳动力和纳税人数量会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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