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述对19世纪重建的描述，宗教对维多利亚时代英美社会规范的重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维多利亚王朝与新教和统治两个社会的新教徒精英结成紧密联盟。在反对酗酒、赌博、奴隶制、犯罪和卖淫行为的斗争中，在构筑志愿性机构的密集网络时，卫理公会、公理会、浸理会教徒和其他传教师、俗世信徒（lay believers）构成了主力军。他们不仅通过教会，到了19世纪末还通过他们对公立学校系统的控制来达到这些文化目标。明治之后的日本统治者在为日本工业时代树立新的行为准则时也大量运用了宗教符号（Religious symbolism）。宗教在过去文化觉醒中的作用让人想到，它是否也能在扭转大断裂中起到同等作用。如果它不能发挥这样的作用，那么我们可能就有理由质疑到底大断裂会不会发生。
一些宗教保守派希望（而许多自由主义者担心），道德滑坡的问题将会通过大规模回归宗教正统而解决，就像是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乘坐喷气客机回到伊朗这一场景的西方版本。出于种种原因，这似乎不太可能发生。现代社会文化多种多样，谁都不知道谁的版本的宗教正统会大行于世。任何一种真正形式的正统思想，都可能被视为是对社会中重要的大型群体的威胁，因此都不会盛行太久或成为扩大信任半径的基础。保守的宗教复苏不是去整合社会，相反，事实上会加快业已发生的社会分裂和道德微型化过程：各类新教原教旨主义者会在内部围绕教义问题展开争论，正统派犹太教信徒思想会变得更正统，而像穆斯林和印度教徒这样的新移民群体则可能开始组织具有政教合一性质的团体。
回归虔诚更有可能以一种温和的、去中心化的形式，即这里的宗教信仰与其说表达的是一种教理，不如说表达的是团体的现有规范和对秩序的渴望。从某些方面来看，这已经在美国的许多地方发生了。团体不是作为严格信仰的附属品而产生，而是因为人们对团体的需要而产生信仰。换句话说，人们回归宗教传统，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接受了真理的启示，而恰恰是因为团体的缺乏和俗世中社会关系的无常让他们渴求仪式和文化传统。他们帮助穷人或邻居，不是因为教义告诉他们必须这样做，而是因为他们想要为团体服务，并觉得基于信仰的组织是最有效的服务方式。他们会反复念诵古代的祈祷，重新布演古老的仪式，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相信祈祷和仪式传承于上帝，而是因为希望他们自己的孩子能拥有更正确的价值观，并愿意享受宗教仪式的抚慰和它带来的共同体验感。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不会严格按照教义的要求来对待宗教。在礼仪之事被完全剥夺的社会，宗教就成为仪式的来源，因而也是人们与生俱来的对社会关系的渴望的一种合理拓展。这是一种持怀疑态度的、现代理性人可以认真对待的事物，就像他们庆祝民族独立，穿上传统的少数民族服饰，或者阅读他们传统文化的经典。从这些角度理解，宗教便失去了其等级制特点，自发的理性和非理性的权威之间的区别也变得模糊。
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价值观重建，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任何社会规范的重塑，都出自或会出自在第8章提出的规范分类的四个象限：政治的、宗教的、自组织的和自然的。国家既不是我们所有问题的根源，也不是可用以解决问题的工具。但国家的行为能或多或少地损耗或者恢复社会资本。我们还没有现代化和世俗化到可以不需要宗教的地步。但我们也没有丧失先天的道德资源到需要等待救世主来拯救的程度。我们总拿着草耙试图驱走天性，但它总会跑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