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断裂所带来的问题是，英国和美国或者日本在19世纪后半叶所曾经历的发展模式会在下一代人或下两代中重演么？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断裂已发展到头，规范重塑的过程已然开启。到了20世纪90年代，犯罪率、离婚率、非婚生育率和不信任程度的增长势头，在许多早先曾经历严重社会失序的国家中已明显减缓，甚至出现回落。美国在这方面尤为如此，犯罪率比20世纪90年代初的高峰水平降低了超过15%。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的离婚率，以及未婚生育的女性的比例都停止了增长。接受福利救济的人数同犯罪率一样明显下降，这要归因于1996年通过的福利改革措施和20世纪90年代几乎实现全民就业的经济繁荣。对机构和个人的信任程度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有了明显的恢复。
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围绕社会建立起来的、被马克思称之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三十年前当莫伊尼汉报告发布之时，因为按正派观点它是在“谴责受害者”并有种族主义色彩，故而几乎遭到举世声讨。但今天学术界的观点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家庭结构和价值观在决定社会结果上具有重要作用的观点得到广泛承认。当然，学术论文不会直接影响到个人行为，但正如凯恩斯说过的，抽象理念有办法在一到两代人时间里渗入到大众意识的层面。
有许多其他迹象表明，从文化意义上，个人主义不断膨胀的时期行将结束，至少某些大断裂时期被驱走的规范正在得以重建。20世纪90年代，美国最火爆的日间广播节目之一是由劳拉·史莱辛格（Laura Schlessinger）博士主持的一档电话访谈，她在定期讲座中以直率且常常带有批评的语气劝诫听众不要再放纵自己，要肩负对配偶和子女的责任。她的言论，比起那些在20世纪60和70年代主张解放论的社会疗救者给人们建议的“了解自己的感受”、抛弃那些阻碍了“个人发展”的社会约束，实在有云泥之别。
20世纪90年代在华盛顿首府爆发的两场最大规模的游行，是由“伊斯兰民族组织”（Nation of Islam）领导人路易斯·法拉堪（Louis Farrakhan）发起的“百万黑人三月游行”，和由保守主义基督教组织“守约者”（Promise Keepers）组织的另一场游行。这两场事件共同有趣的地方在于，它们都对男人的家庭责任心下降表现出重视，并强调男人有必要加强作为父亲、供养者和家庭榜样的责任意识。围绕男性责任问题能够动员如此多男人参与游行的事实表明，在大的社会中出现了一种共识，即，作为性革命和女权主义革命的后果，社会对于男人的期望以及男人对自己的期望，有些是错误的。
在许多美国人眼中，伊斯兰民族组织和守约者组织都是极不可信的群体，前者是因为法拉堪和其他组织领导人长期以来所表现的反犹态度，而后者是因为许多妇女怀疑守约者组织企图让女人重新依附于男人。因此，它们为男人重塑规范而做的特别努力就遭遇了很大的限制：伊斯兰民族组织把组织以外的人当替罪羊并以此作为打造内部团结的手段，这与美国的自由原则直接冲突；守约者组织则因无力筹集资金以维持自身的官僚机构运转而土崩瓦解。
然而，我们有理由认为，以更严格的规范为目标的保守主义倾向会持续发展下去。原因首先来自本书第二部分对秩序来源所做的学理讨论：人们生来是社会性的动物，并且是文化规则的理性创造者。无论是天性还是理性，最终都有助于构成社会资本基础的寻常美德的发展，如诚实、可靠和互惠等等。
不妨来看家庭规范方面的问题。协调男女双方家庭行为的规范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结果是对孩子的利益造成伤害：男人抛弃家庭，女人婚外怀孕，夫妻常常出于鸡毛蒜皮的小事和自我放纵的原因而离婚。父母的利益常常同孩子的利益发生冲突：带孩子去运动或上学花费的时间会挤掉用于工作、陪女友或休闲活动的时间；为了孩子的缘故而同不尽如人意的配偶将就生活在一起，就会失去寻找性伴侣或一时寻欢作乐的新机会。但父母也天然地会对子女的幸福抱以强烈关注。如果可以向他们证明，其行为会对子女的生活选择造成严重伤害，他们就可能理智行事并愿意按照能有助于孩子的方式来改变行为。
形成一套合理规范的过程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大断裂时期的文化造就了许多认知结构（cognitive constructs），而这些认知结构使人们看不清个人行为会给周遭的人带来怎样的后果。社会科学家告诉人们，在单亲家庭中成长并不比在完整家庭中成长要糟糕。家庭治疗师也向他们保证，孩子如果留在一个存在冲突、关系紧张的家庭里，还不如在离婚家庭里的状况好。同样是这些治疗师，还告诉人们，只有大人快乐孩子才会快乐，因此把大人自己的需求摆在首位是对的。家长还受到大众文化图景的狂轰滥炸，后者美化性事，并把传统的核心家庭生活描述为滋生虚伪、压抑和恶习的温床。改变这些观念需要经过讨论、争辩，甚至是某种被詹姆斯·戴维森·亨特（James Davison Hunter）冠之以“文化战争”的冲突。 [21] 美国副总统丹·奎尔（Dan Quayle）在1992年的总统竞选中提出“家庭价值观”问题，并对电视剧《风云女郎》（Murphy Brown ）所美化的单亲现象提出批评，当时他遭到大肆批评，被认为偏执和无知。但他引发了一场文化辩论并产生了重要的反响。克林顿总统旋即把家庭价值观作为自己总统任内的一个主题事项（尽管他自己的家庭出现了问题），并使个人责任的概念成为公共政策话语的一个正式议题。与此同时，有关破裂家庭有害影响的实证性的社会科学证据仍在积累，其成就不容忽视。到20世纪90年代末，芭芭拉·达芙·怀特海德（Barbara Dafoe Whitehead）所做的判断——在家庭重要性问题上“丹·奎尔是对的”，即使跟五年前比，也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22]
社会秩序的重建不是仅仅依靠个人和团体之间非中心化的相互作用，也需要通过公共政策来重建它。这意味着政府既要有所为又要有所不为。政府在创造社会秩序方面存在一个清晰的界域，即通过警察力量以及通过促进教育来实现其作为。犯罪率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监狱的修建和罪犯被收监。我们已然看到，有关犯罪问题上社会资本意识的觉醒如何导致了像社区警务一类的创新，这种创新可以说给20世纪90年代美国城市犯罪率水平的降低带来了影响。然而，不仅是对犯罪率，社区警务明显也对社会资本构成重要影响，其方式是在生活于城市地区的人们中创造出一种更为强烈的社会秩序感，以及帮助那些对参与社区生活和建立更严格的社区标准近来表示出意愿的人们在城市中重新安置下来。美国也开始着手对福利体系和子女抚养费征收制度进行重大改革，这些都是在大断裂期间美国家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纽约市市长鲁道夫·朱利亚尼（Rudolph Giuliani）这样的政治人物希望为中产阶级人群改造城市地区，而不是为放低姿态去收容社会最边缘人群，这样的态度为重建社会资本奠定了基础。其他一些市长，例如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市长斯蒂芬·戈德史密斯（Stephen Goldsmith），也提出了许多有创意的办法来支持公民组织以及鼓励市民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和邻里街区。 [23]
另一方面，有些公共政策议程不包含行动主义的成分，而是让政府为希望由自己来建立社会秩序的个人和团体让路。在某些情况下，这意味着阻止国家去做那些可能会起反作用的事情，比如补贴私生子或在学校系统中鼓励多语言、多文化教学。在另一些情况下，在个人权利和群体利益之间找到较好的平衡则是法院的事情。
社会的规范重塑会有怎样的表现和前景呢？我们更有可能在犯罪率水平和信任度方面看到明显的变化，而不是在性行为、生育问题和家庭生活方面。事实上，在前两个领域内社会规范的重塑已经很好地在进行。不过，在性行为和生育问题上，由于现时代技术和经济条件的不同，类似回到维多利亚时代价值观这样的事情将很难发生。不受约束的性行为很容易导致怀孕，而且未婚生育有可能造成贫穷甚至是母亲和孩子的早亡，如果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对性行为实行严格管制的规则才会是有意义的。第一种情况随着节育技术的出现而消失殆尽，后一种情况在女性收入提高和福利津贴的双重作用下，纵然没有消失也大为改观了。尽管美国可以并且已经在大幅削减福利，但没有人打算提出要把节育算作违法或扭转妇女从业的趋势。个人对理性私利的追求也不会解决生育率日益下降带来的问题。恰恰是父母对子女未来生活机会的理性考量诱使他们少生。亲属关系作为社会联系来源的重要性可能会持续下降，核心家庭的稳定性有可能永远无法彻底恢复。像日本和韩国这样迄今仍在阻挡这一趋势的社会更有可能转向西方的做法而不是相反。
然而，我们希望未来将发生的是不同方式的文化适应，这能让信息时代的社会更适宜孩子成长。女性渴望参加工作甚于抚养子女显然有着某种强烈的文化因素。在当代许多社会中，特别是北欧地区的社会中，全职母亲会被有工作的母亲抱以轻蔑，因为这就是当下的流行观念。不过，如果下面的结论能得到证实，即妈妈不能在孩子小的时候待在家中陪伴他们，会给孩子未来的生活机会造成不利影响，文化规范就会改变。家长有能力数年时间不工作而陪在幼孩身边，就会成为高地位富裕家庭的标志；可能只有工薪阶层和那些靠福利过活的母亲才会被迫把处于婴幼儿期的孩子送到日间托儿所或保育员那里。 [24]
长寿在帮助缩小性别收入差距方面可能也会产生意料之外的影响。一生工作年限的增加，加之工作对教育要求的提高以及市场中竞争的加剧，意味着一个年轻人取得一份学历就足以支持其整个职业生涯的旧有模式变得越来越行不通。在美国，终身干同一份工作或受雇于同一家公司的事情对许多人来说都已成为过去。诸如法国这样试图维系终身雇佣制甚至试图调低退休年龄的欧洲国家，将发现自己会背上高永久失业率和巨额社会服务债务的包袱。受20世纪80和90年代美国公司裁员影响的许多受害者是四十或五十多岁的男性中层管理人员。他们被迫开始新的职业生涯，或因为缺乏灵活适应性而只能提前退休，于是彻底退出劳动力市场。在未来，当人们一般情况下都足够健康并能很好地工作到七十多岁时，不断地接受再培训就会变得必不可少而且司空见惯。不过，在人生后半程以新技能和新职业再度启程的人们，不能指望再度进入薪酬水平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劳动力行列；在职业阶梯上逐级向下流动以及在社会层级向下流动可能成为男性的常规经历。女性和男性在收入方面既存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与女性退出职场去养育子女有关，这将她们推上一条收入不高的“妈妈之路”（mommy track）。在一个工作更加碎片化并且男人在高龄阶段重启事业的世界里，妈妈之路的不利之处似乎不再那么难以承受。如果人们再能对母亲之于孩子的重要性有更多的认识，在工资方面继续存在的性别差异最终可能不再是一种亟须纠正的不公平现象。
技术有可能以其他方式有助于遏止亲属关系和家庭生活的衰败趋势。现代网络和通讯技术允许人们越来越多地在家庭之外的场所开展工作。家庭和工作应该分置于不同场所的观念完全是工业时代的一项发明。在此之前，大多数人是生活于其劳作场所的农民；尽管家庭之中也有劳动分工，但家务和生产活动发生的物理空间彼此相邻。制造性生产活动也常常发生在家庭里，雇工常被当做是大家庭的组成部分。只是到了工业时代，随着工厂和办公室的出现，丈夫和妻子才分开度过他们的白天时间。到了20世纪下半叶，女性进入职场后，在家庭以外发生性行为的机会才大为增加，从而产生了性骚扰这样的新问题，并加剧了本已给核心家庭带来困扰的压力。
时至今日，无数的男人和女人被裁撤出他们原本所在的泰勒制的工厂或办公室，他们如今在家庭之外工作，用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和互联网与外部世界联系。他们开始可能对这样的安排感到不适应，因为生长的环境令他们认为，家庭和工作应该发生在不同场所。但这只是一种偏见：如果有的话，更本然的、更与整个人类历史相伴随的其实是，家庭和工作应该处在同一地方。也许，正是具有令我们远离自然欲望和天然倾向的、拥有无限潜力的技术，能在这种情况下多少恢复人类生活为个人主义所剥夺的整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