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部发达国家里，等级制宗教已经与国家权力相脱离，并进入了长期的衰落过程。在第8章，我提到过，在许多原始社区里，民间宗教以某种非等级化的方式产生，而在现代社会中，不同团体时常出于可归为工具理性的目的而诉诸宗教实践。或者说，支撑宗教实践的不是对天启神谕的教条式信仰，而是因为宗教的教导构成了表达社区现存道德准则的一套习惯语言。力求在自己的小部落里创造出社会秩序的哈梅林的孩子们，也许会从宗教的角度很好地定义出自己的规则。这与我之前所说的，他们不必依靠先知给他们带来神谕天启就能形成社会秩序，并不构成矛盾。这种去等级化的、工具性的宗教是自发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自发秩序的一种替代物。以法律和政治的语言来看，这种宗教的语言看上去可能是有些非理性的，但他服务于社区建设这个理性的目的。
不会有哪个宗教只把它自己当做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曾说美国人应该去教堂，任何一个教堂都行，他因此而受到嘲讽。但事实上，这就是许多人看待当代宗教的态度。人们发现他们的生活混乱无序，他们的孩子需要确立价值观和规则，或者发现他们孤立无援且迷失了方向；他们投身某一个教派不是因为他们成了笃实的信徒，而是因为这样做是形成规则、秩序和社区的最方便法门。这种类型的宗教实践没法克服道德微型化（moral miniaturization）的问题，而实际上会恰恰助长了这一问题。另一方面，这种做法很容易把人们带回到洞穴式的社会秩序中。
这种去等级化的宗教实践可能永远不会消失，其原因正在于它对社区是有意义的。一两代人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现代化和世俗化必然相伴随行，基于天启的信仰最终会被基于理性、科学和经验主义的知识所取代。考虑到当时大部分欧洲社会正经历世俗化过程，并且鉴于美国也发生着公共生活的世俗化，这种说法似乎成立。但没有一种完备的社会科学理论可以告诉我们，宗教在今日的状况下不可能复苏。正如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大卫·马丁（David Martin）等人所指出的 [9] ，世俗化与现代化之间被假定存在关联，一度曾是社会学文献中一个重要内容，但其实这种关联并不存在。 [10] 这一基于推测的社会发展的普遍法则被证明主要适用于西欧社会。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特别是美国，随着人们收入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并没有明显出现声称有宗教信仰的人变少的情况。 [11] 马丁曾指出，自从1620年第一批移民在普利茅斯湾（Plymouth Bay）定居后，美国曾出现过至少三次大的宗教复兴：18世纪上半叶的大觉醒（Great Awakening，基督教复兴运动），19世纪30—40年代的第二次大觉醒，以及20世纪中期的五旬节运动的高涨，这一次的宗教复兴从某种意义上直到今天仍在继续。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