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也许都不会认同这样的事实，一家公司出于自身私利所做的事情能含有道德方面的内容。在我看来，这种情况是由于大多数人把利他或道德动机同理性自利动机做了非常理性的区分而造成的。经济学家更是如此，他们希望让经济学彻底摆脱对道德动机的依赖。 [22] 基于常识的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告诉我们，如果我对你表现出诚实并有助于你，完全是为了以后继续同你做生意，那么我就不是真的诚实和有助于你，而只是工于算计。美德不成其为美德，除非它为了自身这一目的而被践行。
关于道德行为这一康德式的见解强调意图甚于结果，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在判断人的品性时。但在实际中并不容易划出道德行为和自利行为的界线。我们常常出于个人利益的原因而开始遵守一项规范，但持续遵守这项规范就是出于道德考量一类的原因。你到一家公司上班起初是因为你需要一份工作并靠它还房贷，但在那里工作几年后，你发现自己有了一些归属感，即使不是对这个作为抽象实体的公司，至少也是对你的同事这些人。你开始牺牲自己的利益——加班到很晚，动用个人关系帮公司解决问题——不仅是想挣得奖金，而是因为你觉得有必要为了同事而这么做。如果这家公司通过裁撤掉你的工作岗位而最后把你抛弃，你会觉得这不单纯是一个客观的经济的决定，而是一种道德上的背叛：“我把生命中的十年光阴献给这家公司，得到的却是这个结果！”
保持以自身为目的的道德行为和出于理性私利的道德行为二者的区别固然重要，但要完全把道德行为同私利分离开来很难，而且常常也不合理。想想以生物学为基础的市场交换和互惠利他之间的差异吧（见第9章论述）。在市场交易中，买卖双方为了共同获利而交换物品和金钱。同样，在互惠的情形下，两人为了从对方那里获得长期利益，而同对方完成利益交换。我们把市场交换视为一种与道德无涉的交易，然而我们却让互惠具有了道德的意味。为何会如此？
概括而言，这两种情况的区别在于利益交换的发生是否存在时间差。在市场交易中，双方的物品交换同时发生，而在互惠利他活动中，其中一人会给另一人提供好处但不指望立即有所回报。但正是这一点造成天渊之别。如果我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让我帮她搬离现在的公寓，然后我说“好啊，不过你明天得先帮我粉刷房屋”，如果这样的话她和你的友谊关系料来不会长久。设想有个男人遭遇劫匪，被暴打一顿而半死不活地躺在街边，如果此时有个陌生人过来提供帮助，但前提是他立马能得到报酬，想来大多数人会对这种算是公平的经济交换的帮助感到愤怒不已。但是，如果这个陌生人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good Samaritan），他把受伤的男人送到医院，那么这个男人以及其他大多数人都会觉得有必要事后找到这个陌生人予以回报，或者至少是感谢他。后一种情况构成了交换，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道德意味。
除了亲属关系外，很少有别的道德关系能导致单方面的利他行为而不是互惠交换。如果我们要对一个朋友施以恩惠，却遭到他粗暴的拒绝，并且回报以侮辱和伤害，我们就很快陷入这样一种的境地，在那里忠诚看上去不像美德而更像一种蠢行。晚年向慈善机构捐赠大笔钱财的富有的捐助者经常解释说，他们是要“回馈社会”，因为年轻时曾受过它的恩惠。在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执导的经典电影《生活多美好》（It ’ s a Wonderful Life ）的高潮一幕中，当男主角乔治·贝礼（由詹姆斯·斯图尔特饰演）资不抵债面临破产时，他一生乐善好施所惠及的贝德福德·福尔斯（Bedford Falls）镇的居民都出来回报他。使这一幕具有感人力量的不是乔治·贝礼一心利他的事迹，而在于这一场景给人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在真正的人类社区中，利他终会获得回报——在这则故事中，回报形式是大量冷冰冰的现金。我们不认为——除非我们是非常极端的康德主义者——乔治·贝礼的道德行为会因其最终带来了经济收益而有所贬值。另一方面，我们也不会把社区中这种存在时间差的利益交换等同于市场交换。后者是老头子波特（Old Man Potter）——作为电影中反面角色的狠心银行家所做的事。
因此，市场交换与发生于道德共同体（moral communities）中的互惠利他不同，但二者也不是完全没有联系。市场交换促进了互惠的习惯，使互惠行为从经济生活领域发展到道德生活领域。道德交换则促进了参与者的自身利益。人们在私利和道德行为间常常所做的严格二分法很多情况下都难以持久成立。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给道德关系带来的问题，并不因此存在于经济交换自身的性质上，而是在于技术及其变化。资本主义是如此充满变数，如此为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提供动力，以至于它在不断地改变人类社会中所发生的交换的条件。经济交换和道德交换都同样面对这种情况，而这种情况也正是大断裂的根源。
[1]Albeit O. Hirschman, “Rival Interpretations of Market Society: Civilizing, Destructive, or Feebl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 (1982): 1463-1484.
[2] John Gray, Enlightenment’s Wake: Politics and Culture at the Close of the Modern Age (London: Roudedge, 1995).
[3]引自Hirschman, “Rival Interpretations,” p. 1466.
[4]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Brothers, 1950).
[5]Daniel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see also John K. Galbraith, The Affluent Societ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8).
[6]Michael J. Sandel, Democracy’s Discontent: America in Search of a Public Philosoph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articularly pp. 338-340; Alan Wolfe, Whose Keepe ? Social Science and Moral Oblig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78-104; William J. Bennett, “Getting Used to Decadence,” Vital Speeches 60, no. 9 (February 15, 1994). p. 264; see also Larry Reibstein, “The Right Takes a Media Giant to Political Task,” Newsweek 125 (June 12, 1995), p. 30.
[7]商业社会的文化防卫，参见Tyler Cowen, In Praise of Commercial Cul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8]译注：Court TV是于1991年上线的一个美国有线电视频道，以法庭实录的现场报道而闻名，后来历经拆分和股权售卖，2008年成为时代华纳旗下的TruTV重新上线。
[9]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Book 20, chap. 1.
[10]引自Hirschman, “Rival Interpretations,” p. 1465.
[11]译注：“doux commerce”直译为像香槟酒一样甘甜的贸易，18世纪不少启蒙思想家如亚当·斯密、孟德斯鸠等人都拿这个比喻论述过个人私利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最终服务于公共利益，中文世界有时将之翻译为“温和的商业活动”，姑从之。
[12]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1982), pt. 1,I.4.7; pt. 7, IV.25;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Indianapolis: Liberty Press, 1982), pt. B 326;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1981), Book 1, VIII.41-48. 我要感谢Charles Griswold的这些见解。
[13]Charles L. Griswold, Jr., Adam Smith and the Virtues of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7-21.
[14] Albert O. Hirschman,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15]Smith, Theory, pt. VI.
[16]Coleman (1988).
[17]Partha Dasgupt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dea of Social Capital,” unpublished paper, March 1997.
[18]See, for example, Edgar Schein,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88).
[19]See, for example, Thomas P. Rohlen, “‘Spiritual Education’ in a Japanese Bank,”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75 (1973): 1542-1562.
[20] John J. Miller, The Unmaking of Americans: How Multiculturalism Has Undermined the Assimilation Ethic (New York: Free Press, 1998).
[21]译注：在国际民主化浪潮和美国民权运动的背景下，1968年美国通过《双语教育法》，授权政府为母语非英语的儿童提供双语教育，但这一教育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特别遭到主流社会的批评。1998年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为了移民孩子的英语教育”提案（227号提案），新的政策要求帮助英语不好的孩子尽快适应英语教学并融入主流课堂。
[22]See, for example, Oliver E. Williamson, “Calculativeness, Trust,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6 (1993): 453-502. 他说，表面上值得信任的行为可以被看成是建立在理性自利的基础之上，当你把表面行为去掉之后，信任最终只会是空洞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