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事实上社会资本可以由私营公司创造并不意味着它不能由公共机构来创造。如果有人认为政府无法向人们灌输价值观，那么他（她）只需要看看美国海军陆战队就知道自己错了：多年以来，海军陆战队一直擅长从下层社会、贫穷的邻里街区征召男孩入伍，许多还是来自单亲家庭或问题社区，他们最后都被训练成严格奉行一套非常完备的内在的组织规则和规范的陆战队员。海军陆战队为期十一周的新兵基本训练是按完全等级制和威权式的方式进行的，在这段时间里，新兵的个人主义被有意打破，并禁止他们使用“我”这个人称代名词。
当代社会中社会资本最重要的源泉之一是教育体系，它在大多数国家是作为公共物品由国家来提供的。传统上，学校不只是简单给学生提供知识和技能，它们也致力于帮助他们适应特定的文化习惯，最终目的是使他们成为更好的公民。在20世纪的头一个十年里，美国的许多公共教育者将之视为自身使命之一的是，帮助那些在世纪初大量涌入该国的移民子女同化到大的美国文化中。正如前此表明过的，信任与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
在高等教育上，学校仍然发挥着创造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就像在早先论及高科技研发时我提到过的那样，职业教育往往充当着规范和社会联系的一个重要源泉。专业领域、职业标准和高等教育经历本身都能创造团体，人们在其中共享知识和经验，规范也在其中得以建立和加强。几乎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后中等（高等）教育的水平在过去两代人时间里都得到了提高，并且随着教育回报率的增长，上述水平还将继续提高。那么，在某一社会处于教育资源和收入分配顶端的阶层其社会资本也相对富足，就显得不足为奇。如第4章中对公民社会的探讨所指出的，发生变化的不是整个社会中社会资本的总量，而是社会资本的分配和社会资本的性质特点。
尽管政府有能力创造社会资本，它们也擅长摧毁社会资本。我在前面的章节中曾解释过，无力保障公共安全或财产权的国家往往会培育出既不相信政府也不彼此信任难于同人交往的公民。现代福利国家的发展、其功能的集中化以及国家权力对几乎全部生活领域的入侵，往往破坏了社会的自发社交性（spontaneous sociability）。在诸如瑞典和法国这样的欧洲国家中，看上去存在着生机勃勃的私人性社团生活，但几乎所有这一切都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政府的津贴或监管；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很多表面上的志愿组织就会解散。在美国，地方政府和州政府的权力在大断裂时期都有所削弱，而削弱的部分被集中于联邦政府，当中央政府行使干预时，它常常对民间团体的目标抱有敌意。前面曾谈到过，在司法体系的运作下实现了社会失序的非罪化，这说明现代自由国家可以剥夺地方社区以个人权利为名为自己设立规则和规范的能力，上面所举只是其中一例。
另取一例来说明，约翰·米勒曾指出，当代美国公共教育体系最大的弊病之一在于它放弃了同化（assimilation）这一目标。 [20] 公民培养课和美国历史和价值观方面的教育不像从前那么普遍；许多学校在维持简单的秩序和防止课堂暴力方面力不从心，更不用说按照共同的文化模式来塑造学生的性格。有些父母无法给子女提供充分的社会资本，也不拿出实际行动来改善状况，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会要求学校承担使孩子社会化的责任。另外，公立学校系统鼓励诸如双语教学、多元文化这样的创新，这样做显然是出于树立少数群体自尊心的目的，但其实际效果则是在群体之间树立了不必要的文化壁垒，从而造成社会资本总量的减少。
未来要面对的问题是，自由民主国家权力的增长，以及自由民主国家运用权力来推动人们对个人权力范围不断扩大（直至以牺牲社区为代价）的承认，是否存在不可动摇的必要性。尽管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美国在这方面的表现不算振奋人心，但我知道，不存在决定性的历史力量使人们无法避开这些后果——当这些后果明显侵犯了大多数公民利益的时候。227号提案的通过废除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双语制 [21] ，这也许说明了现代民主体制依然能够塑造自己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