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级制（hierarchy）不会很快从现代组织中消失还有最后一个原因：人类本性上喜欢按照等级制将自身组织起来——或更准确地说，那些位于等级制顶端的人发现承认其社会地位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满足，其愉悦程度往往超过作为幸福之源的金钱和物质财富所能带来的。位于等级制最底端的人虽然谈不上有多喜欢这一制度，但他们通常别无选择。不管怎么说，现代社会遍布等级结构（hierarchies），大多数人能够最终在其中觅得一个中等乃至偏上的位置。还有，人们最反感的不是原则上的等级制，而是他们沉沦在等级制的底层。大多数成功当权的激进的平等主义者，如法国人、布尔什维克和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在短时间内就设法建立起各自不同但在等级森严上相差无几的社会结构，其中最后站在权力等级之巅的不是国王或商业巨头，而是党的书记。今天，我们往往不是根据血统来赋予人们社会地位；如果在选择神经外科医生时根据的是那位候选者是某位神经外科医生的孙女，就会显得有些荒唐。但才华与能力的等级依旧得到划分。大多数人不会把神经外科医生和医院门卫同样划归到“卫生保健工作者”这一类别中——尤其是神经外科医生自己不会这么想。
为身份等级展开竞争是大部分动物世界的特点，尤其是与我们人类最亲密的灵长类亲戚的特点。动物世界中出现的大多数等级结构都是性选择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雄性为了获得接近雌性的机会而彼此展开竞争。雄性黑猩猩一心想着如何争夺到头领黑猩猩的位置，这种欲望深植于他们的神经系统中。当雄猩猩在某一等级体系中夺取最高地位后，它们会感觉到“血清素升高”（serotonin high）。 [23] 事实上，在一场实验中，研究者通过控制猴子颅内的血清素水平，便能做到提高或降低不同猴子的支配等级。 [24] 抗抑郁药物百忧解（Prozac）也是通过人为控制人脑对血清素的容受性来达到治疗效果。
对地位的追求也同样被内置于人类的情感系统中。被承认的渴望——包括对自身社会地位的承认和对其信仰、国别、人种、民族、理念等状况的承认——是人们政治生活背后的核心驱动力。 [25] 当一个人在适当的地位上得到普遍承认，其自豪感会油然而生，而得不到适当的承认则会感到恼怒。这些情感天然是社会性的：当一个人因为不被人承认而感到恼怒时，他想要的不是身外的某种实物，而是寻求出自另外一个主体意识的一种心理状态——即承认——的依据。常常出现这样的事例，一时之怒会令人做出明显不符合自身实际利益的事情，比如因为民族或宗教认同问题而开战，进行生死决斗，卷入暴力性的冤冤相报，或经年累月守在法庭上直到杀害妻子或儿子的凶手被绳之以法。
地位的竞争和被承认无疑也是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影响因素。许多被看做是经济动机的东西（通过实物商品的获得来实现对“偏好”的满足），并不是那么的出于消费的欲望，反而更多出于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所说的“地位性商品”（positional goods）——即一个人在社会等级（social hierarchy）中相对其他人所处的位置。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一书中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即富人追求财富不是出于需要，他们这方面的需要往往不多，而是因为“富人因其所拥有的财富而感到荣耀”，以及“感到财富自然会引起世人对他的注意”。 [26]
当代生活中身份的重要性可以从许多现象中显示出来。罗伯特·弗兰克指出，美国公司的收入明细表中显示的收入差距，实际上要比经济学理论（设想工人的报酬严格按照其边际生产力来发放）所预计的差距要小。 [27] 原因在于，报酬较其他人高出许多的员工，其部分报酬是以地位方式显现的——比如角落里的单间办公室、大门边上的车位或者一个副总裁的名牌，而职位较低的员工由于地位不如前者，不得不对之予以金钱上的补偿。
全部与经济生活有关的事情关注的都是地位而不是财富，在这一点上也许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是民调专家在屡次调查中发现的一个事实，即他们与其他人相比越是富有，则会觉得他们自己越是幸福。更确切地说，处于收入分配等级顶端的20%的人认为，他们比收入相对较低一级的那20%的人要幸福，以此类推，收入水平处于最低等级的那20%的人觉得自己最不幸福。这看上去是证明了金钱可以买到幸福，而弗兰克认为一直 以来都是如此，回头看20世纪40年代开展的最初若干次调查，那时最富有的20%的人所拥有的绝对财富其实不比20世纪90年代中等富有的20%的人多。并且，在十分贫穷的国家里，处于收入分配等级顶端的人，也许在美国只能勉强算是中产阶级，但他们仍然认为他们是最幸福的。 [28] 所有这些情况表明，与幸福有关的不是绝对收入而是相对收入，并且，正如斯密所说，金钱带来的满足感与富人因其财富而“感到荣耀”的程度有关。
一旦人类追求地位甚于一般的物质财富，他们所展开的就是一场零和（zero-sum）博弈，而不是一场正和（positive-sum）博弈。也就是说，获得更高的地位势必损害他人的地位。在零和竞争中，古典经济学开出的许多传统的补救措施，比如不受管制的市场竞争，就不再有效。地位竞争时常导致社会效用的无谓损失，因为竞争参与方会相互抬价。为了不落于身份地位相当的邻居之后，你会去买价格不菲的宝马车，他们则会不甘示弱地买一辆劳斯莱斯。你们的相对地位并没有改变，但两家豪华轿车公司却从你们两人的财富里各自大赚一笔。像这类情况，比较好的做法一般是双方约定不再竞争（就像是一份同样用来解决零和博弈的军备控制协议），或有一个仲裁者出来限制竞争的激烈程度。
想象一幅扁平化的、网络化的、没有等级的未来世界图景，相当于想象一个没有政治的世界。这种极端自由主义的梦想——顺便一提，在柏林墙倒塌之前的东欧，很多人权活动人士都怀有这样的梦想——同政治成为一切的社会主义梦想或不把男人当男人的激进女权主义梦想一样，都不太现实。 [29] 每一代人都试图重新定义把政治同公民社会和市场区分开的界线。到了我们这代人，这条线已经从政府那边被移开。原先被归属于政治的功能，经过私有化和放松管制，业已被重归于公民社会或市场。同样，在企业层面，权力和权威也已被下放、分散、外包和分解。但政治和社会的分隔线永远不会消失：社会秩序，无论是整个社会层面的还是整个组织层面的，始终都会产生，且来自一个既有等级制又有自发性的源泉。
[1]译注：这里指的主要是《京都议定书》提出的温室气体排减量交易，而此概念源于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约翰·戴尔斯（John H. Dales）首先提出的“排放权交易”（missioning trade）；值得一提的是，恰恰是美国，至今仍未签署《京都议定书》。
[2]Elinor Ostrom, Governing the Comm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90.
[3]Robert J. Sampson et al., “Neighborhoods and Violent Crime,”Science 277 (1997).
[4]“Spring Breakers Drink in Cancun’s Excess,” Washington Post, April 3, 1998, p. Al.
[5]Francis Fukuyama,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p. 28.
[6]这是由Edward Banfield提出的“无关道德的家庭主义”公式。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 (Glencoe, III.: Free Press, 1958).
[7]Max Weber, The Religion of China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p. 237.
[8]比如参见James Buchanan, The Limits of Liber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的导言。
[9]对这个话题较为详尽的论述，参见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10]译注：吉姆·克劳法泛指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主要针对非裔美国人，但同时也包含其他族群）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歧视性法律。
[11]See Mark J. Roe, “Chaos and Evolution in Law and Economics,”Harvard Law Review 109 (1996): 641-668.
[12]Ibid.
[13]W. Brian Arthur, “Increasing Returns and the New World of Busines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74(1996): 100-109, “Positive Feedbacks in the Economy,” Scientific American (1990): 92-99.
[14]Friedrich 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pp. 88-89.
[15]译注：有的学者将communal institutions译为社群机构，鉴于这里福山没有明指institution是机构还是制度，我们采用一个更加中性和包容的译法，即建制。
[16]Robert L. Simison and Robert L. Rose, “In Backing the UAW, Ford Rankles Many of Its Parts Suppliers,”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6, 1997.
[17]关于这个实验的描述，参见Out of Control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94), pp. 8-11.
[18]关于Sears的问题的描述，参见Gary Miller, Managerial Dilemma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90-94.
[19]Ibid, p.99.
[20]See Edgar H. Schein,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88), pp. 228-253.
[21]James Q. Wilson, Bureaucracy: What Government Agencies Do and Why They Do I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9), pp. 96-98.
[22]译注：福山在这一节标题中采用了拉丁语“Homo Hierarchicus”，它源自法国人类学家路易·杜蒙（Louis Dumont）所著的Homo Hierarchicus: Essai sur le système des castes ，台版中文本译者定名为《阶序人：卡斯特体系及其衍生现象》，其实就是指按照等级或层级组织起来的人，在这里我暂且采用“等级人”这一译法。
[23]Sec Robert H. Frank, Choosing the Right Po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21-25.
[24]M. Raleigh, M. McGuire, W. Melega, S. Cherry, S.-C. Huang, and M. Phelps, “Neural Mechanisms Supporting Successful Social Decisions in Simians,” in Antonio Damasio et al., Neurobiology of Decision-Making (New York: Springer, 1996), pp. 68-71.
[25]在西方政治哲学中有一个久远的传统，即强调自豪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柏拉图把这种根本的心理现象理解为Thymos，即激情。他认为Thymos是从理性和欲望产生的灵魂里独立的一部分。在黑格尔那里，为获得承认而进行的斗争是人类历史的主要动力。更完整的解释参见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pp. 143-161.
[26]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1982), pp. 50-51.
[27] Frank, Choosing the Right Pond, pp. 96-99.
[28]Ibid, pp. 26-30.
[29]英文版原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