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低信任度生产到高信任度生产
以亨利·福特的巨型工厂为代表的20世纪早期的工作场所，是一个以高度规章化、程式化为特点的等级制组织。在这里，由一个集权的、官僚化的等级体制来确立和控制细致的劳动分工，该体制还设定了大量正式规则来约束组织内的个体成员应如何行事。福特所施行的科学管理原则，是由工业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提出的。它包含一个隐形的前提，即管理情报（managerial intelligence）有一个规模效益的问题，如果情报被限定在白领管理层流通而不是分发给整个组织，可能组织的运作效率更高。
在这样的体系中，不需要信任、社会资本或非正式社会规范：每一个员工已被告知应该站在哪里、怎么行动、何时休息，一般来说，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的任何一点点创造力或判断力都是不受欢迎的。不管得到的是奖励还是惩罚，员工纯粹为个人动机所策动，并且随时可以同其他员工相互调换。借助工会对体系的反制作用，蓝领劳动力要求他们的权利得到正式的保证，并尽可能在最小范围内明确其职责——于是就造成了作业控制的工会主义（job control unionism）和电话簿一样厚的劳动合同。 [17]
泰勒制是协调低技能产业工人活动的有效手段——也许是唯一的手段。在20世纪最初的二十年中，有半数福特公司的蓝领工人是那些不会讲英语的第一代移民，直到20世纪50年代，仍有80%的蓝领工人没有高中学历。 [18] 但泰勒制随即遇到了大型等级制组织的所有问题，包括决策过程缓慢，工作规则死板，适应新环境能力低下等等。从等级制的、泰勒式的组织演变为扁平的网络化的组织，需要卸除正式的、官僚化的规则的协调功能，将之转授给非正式的社会规范。在扁平的、网络化的组织内，权威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某种允许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方式内化于组织之中。
一个精益化的或及时生产制（just-in-time）的汽车制造厂就是扁平的、后福特式组织。就正式权威问题来说，原先指定给白领的中级管理人员的职责，如今被蓝领的流水线工人自己以团队形式来承担。每天的生产计划、机器安装、工作纪律和质量控制，全由工厂最底层的劳动力来掌握和处理。
在高岗市（隶属日本名古屋地区）丰田公司的装配线的每一个工位上，都有那条著名的控制线，这根控制线显示出权力被下放到组织底层的程度，每一个工人都可以在发现生产过程中某个问题时停掉整条装配线。这根控制线就是博弈理论家所称的单元否决权（unit veto），任何操作者都能让整个群体的努力毁于一旦。这样的权柄要安全地向下授受，必须满足以下一些特定条件：劳动力要充分接受训练，从而能承担此前由白领中层管理人员肩负的职责，并且他们要怀有一颗责任心，懂得要用手中的权力为更大的群体目标而非个人目标服务。
在历史上劳资关系一贯紧张的地方没法实现这种权力授受。换句话说，后福特式工厂需要比全面制定工作守则的泰勒制工厂有更高的信任度和更多的社会资本。
正如许多研究成果所示 [19] ，精益化生产以创造大量利润为标志，提高了汽车业的生产力，同时也提升了产品质量。其原因在于，处理地方性信息的活动能更接近于产生它的地方：如果分包商提供的车门不合用，负责将它安装到车身上的工人就既有权力又有动力来确保该问题得到解决，而不是让相关信息在冗长的管理层次体系中来回传递最后不知所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