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方式的变化
等级制组织中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可以从信息在其中流通的方式上获得理解。在制造公司里，等级制的存在是为了协调生产过程中物资的流动。物资流动是由正式的权力架构来决定的，但信息的流通有一套相当不同的方式。信息是一种特殊的价值物（商品）。制造出信息可能是极其困难而且昂贵的，而一旦信息产生，进一步复制它却是几乎免费的。 [14] 数字时代更是如此，鼠标一击可以产生一份计算机文件的无穷副本。
这意味着在组织内部产生的信息应该能向组织内部其他可以用到它们的部门自由流动，理论上这才是最优结果。由于原则上组织拥有其全部雇员所创造的信息的所有权，故信息从组织内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部门不应有成本。
遗憾的是，信息在组织内部的流通从来不会像高高在上的领导所希望的那样免费自由。这与组织不得不向下层授权的实际情况有关。这也造成了经济学家所说的委托—代理问题（principal-agent problems），受委托人雇佣的代理人自有一套做法和安排，并不总是出于老板或整个组织的意志。许多管理人员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使个人激励与组织激励相一致，从而使代理人能以委托人的最大利益为出发行事。不过，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往往很难。个体利益和组织利益时常存在直接的冲突。一个中层管理人员如果发现信息技术的一项新应用或让管理结构进一步扁平化的一个新方案会让其职位不保，他就不会有动力进行这种探索。 [15] 在其他一些难以衡量产出质量的情况下，比如治疗师为病人提供咨询或艺术家绘制一幅作品，为了实现针对个人的激励而监视每个人的业绩表现，这样做成本会过于高昂。
因此，尽管在组织整体利益层面需要促进信息的自由流通，但允许如此则会与等级制内部不同人的个体利益相冲突。常言说，信息就是权力，组织内的不同个体会将授让还是扣留信息作为尽可能提升自己相对权力的重要手段。每一个在等级制组织中工作的人都清楚，上下级之间或相互竞争的部门之间，始终都存在为了控制信息而进行的斗争。
除委托—代理问题之外，等级制组织也苦于与信息的内部处理效率不高有关的问题。官僚体制下甲部门对隔壁的乙部门在做什么一无所知，这种情况我们都司空见惯。一些决策的实施需要高层监管，故而产生实施这类监管的内部交易成本。还有可能，组织部署了监管责任，但要么不必要或不恰当，要么效率低下。
等级制的繁文缛节也会给复杂信息的处理制造麻烦。等级制的管理通常需要创造出一个由正式规则和标准化操作流程构成的体系——这是韦伯式官僚制的精要所在。在劳动力市场上，广告和正式岗位需求列表用于满足简单、低技能工作的供求 [16] ，当大学和公司需要聘用经济学家或软件工程师时，则由非正式网络发挥作用，原因是他们的技能和成就很难以正式的条陈方式表现出来。美国大学中，给予某人永久教职的决定不是根据详细的正式标准，而是基于其他已获终身教职的教授根据参选人著作的质量给出的大致判断。
最后，等级制的适应性较差。正规化的控制体系远不如非正式的控制体系灵活；当外部世界的状况发生改变，组织内较低层次的部门往往比高层部门看得更清楚。因此，过度集权化在诸如信息技术产业这类外部环境快速变动的领域里，就可能成为一种特别的阻碍。
网络（定义为共享非正式规范和价值观的群体）的重要性在于，它们为信息在组织内外的流通提供了其他的渠道。朋友之间的信息共享一般不会特别在意知识产权的问题，也就不会带来交易成本。因此友谊能够促进组织内部信息的自由流通。朋友之间也不会耗费大量时间来谋划如何在相对关系中尽可能提高他们的权力地位。市场部门的人认识生产部门的人，可以在午餐时间告诉后者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抱怨，这样就越过正式的等级体系而更快地把信息传达到它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理想中的企业文化同时给个体员工提供一个群体和一个个体身份，鼓励他们为群体目标而努力，而群体目标又在此促进组织内部的信息流通。
社会资本对于管理那些运用复杂而难以理解、隐性和难以传播的知识的高技能人才也十分重要。无论是大学还是工程、会记、建筑方面的公司，一般都不会尝试按照精细的官僚制形式的工作规范和标准化操作流程来管理其专业员工。大多数软件工程师远比管理他们的人要熟悉本职工作；他们自己就能对自己的生产率做出有根据的判断。这样的员工通常被认为能按照内化于己身的专业标准来进行自我管理。一位医生如果得到足够的酬劳，恐怕就不会对病人做出违反职业伦理的事，他已经立誓要为病人而不是自己的利益服务。因此，在信息时代的任何发达社会中，职业教育都是社会资本的一种主要来源，并为去中心化的、扁平化的组织提供基础。
的确，社会资本对某些部门和某些形式复杂的生产活动而言很重要，原因正在于基于非正式规范的交换，既能避免在大型等级制组织中发生的内部交易成本，又能避免在公平市场交易中发生的外部交易成本。随着商品和服务变得越来越复杂、难以估价和区分，非正式的、基于规范的交换活动的必要性也在日益加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