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与恶之间
进化博弈论不仅有助于解释社会性本能如何在灵长类动物和人类中发展起来，也能就人类的认知和情感特征何以如此发展提供一些说明。反讽之处在于，它还有助于我们了解为何在谈及人们实际上怎样行事时，大多数有关人类行为的博弈论解释不够现实。
当我说人类本质上是社会性动物时，并非说他们都是天使。或者说，他们并非有无限利他的潜能，也不是彻底的诚实，并没有特别的冲动使他们要把其物种或数量有限的非亲属同类的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为何如此，进化博弈论有一番解释。即使我们能够想象，在一个天使的社会中，人人都绝对诚实，不管出于基因还是文化上的原因，都愿意与人戮力合作，这种情况也难以持久。比起在某个由不合作者组成的群体中，合作社会中的一个机会主义者，在知道其他人会遵守合作承诺的情况下，将有可能获得更大的利益。如此一来的结果便是，一颗老鼠屎搅坏一锅粥，天使们会变成平庸的、缺乏信任的凡人。正如利他行为会在诚实人社会中播散一样，机会主义的基因会在合作者人群中蔓延，这一点无论是在基因层面还是文化层面都成立。这解释了为何非法传销在犹他州特别猖獗，摩门教社群内的诚实和信任时常被形形色色的骗子无耻地利用（通常这些骗子也是摩门教中人，他们比其他人更了解自己社群的脆弱之处）。
另一方面，一个完全由满脑子想着欺骗和出卖同胞的恶魔组成的社会也不可能长久。恶魔世界里少量诚实合作者的出现会令合作者获得更多收益，而见损的则是恶魔。恶魔无法与人共事，渐渐就会屈从于彼此合作的天使。在进化博弈论的经典案例中，老鹰和鸽子混居的群落，如果鸽子都被老鹰吃掉，就维持不下去，老鹰会因食物匮乏而转为相互残杀。
因此，进化博弈论告诉我们，任何社会都是由天使和恶魔共同组成，更确切地说，是由善恶共存一身的人所组成。善与恶的比例取决于善恶行为各自的后果——即对与人合作的天使和从机会主义中尝到甜头的恶魔分别给予怎样的回报。根据回报的情况，博弈论能帮助我们预估天使与恶魔的存在比例，以及天使与恶魔共存的社会中会形成怎样的进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ies）。
假设所有人都生活在一个天使与恶魔共存的世界里，他们拥有怎样的心理特质才会最有利于社会繁荣呢？答案显然不是我们都得成长为天使，那样的话，当我们面对恶魔时就会给它们以可乘之机。我们所需的心理特质要能帮助解决我们每天都不得不遭遇的各种囚徒困境问题。首先，我们能发挥特殊的识别能力以区分天使和恶魔。其次，我们需要凭借特殊的情感和本能使我们能持续地按照一报还一报的原则行事：报答天使并竭尽所能地惩治恶魔。也许，这才是人心进化的真实故事。
心理学家尼古拉斯·汉弗莱（Nicholas Humphrey）和生物学家理查德·艾克塞洛德曾分别提到，人类大脑进化如此之快的原因之一是出于人类相互合作、欺骗以及解读彼此行为的需要。 [20] 在大约五百万年前，人类同黑猩猩一支分道扬镳，前者的脑部大小增长了超过三倍，达到了母亲产道的极限。从进化的角度看，该变化发生的速度快得惊人。多年以来，人们将大的脑容量所造就的智力优势在捕猎、制作工具等技能上表现得很明显。但其他动物在没有发展什么认知能力的情况下，也能捕猎、使用和制造工具，并创造出某种粗浅的文化且使之传承下去。汉弗莱和艾克塞洛德认为，人类一员面对的最重要也最危险的那部分环境，很快会为其他人类成员所面对，因此发展社会交往所需的认知能力，也就很快成为最关键的适者生存的进化要求。一旦人类群体成为主要的竞争之源，由于其他社会行动者也能以同等的速度增长智慧，用以把握社会生活的智力程度的发展就不会受到实质性的约束，于是便会出现军备竞赛这样的情形。 [21]
人类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行为指征（behavioral indicators）来判断他们是否受人愚弄，在社会认知过程中还拥有专门的神经机制来发挥作用。 [22] 撒谎时会伴随诸多生理特征，比如声调变化、目光闪烁、手心冒汗、心跳加速和局促不安。高度精密的人类视觉皮层有很大一部分用来识别人脸——这很重要，如果你想要弄清楚谁是亲人或谁对你施以恩惠的话——以及解读面部表情。 [23] 时至今日，计算机在解读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的精微变化上还没法同人的能力等量齐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许多社会情境下，互联网尚不能取代面对面会议。
除却对他人行为进行直接观察，判断其他个体是否值得信任的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出于那些曾与之打过交道的人对他/她的评价——有了这种集体性的社会记忆，就不必与该个体在社会交往活动中进行重复互动。实际上，人们需要闲聊——用以交流其他人在社交场合中表现如何的信息，评判他们作为配偶、商业伙伴、教师、同僚时的信誉和能力，而这种需要也推动了人类智力的发展。闲聊需要有语言，而黑猩猩和其他灵长目动物所掌握的全部社交技巧中恰恰缺少这一点。（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一只黑猩猩会怎样同别的黑猩猩交流如下的想法：“一般情况下那家伙挺可靠的，但遇到紧急情况他会溜号，回头还会邀功。”） [24]
撒谎要语言做中介，测谎也是如此。语言是人的独有能力，同时占用了大脑皮层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或者按进化论的观点，新近发展出来的那部分大脑主要用于发挥语言功能。 [25] 当一个人说谎时，不仅可以看出来，也能从音声中分辨。但最重要的也是认知上最具难度的是评估能力，它能让人把对谈话者过往行为的认知同对该谈话者当下行为的认知联系起来，并由此产生对其将来言行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判断——比如，判断某种说法内在的可信度（这是为你提供的专享优惠，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许多这类问题的解决涉及文化方面的信息——比如，夜里遇到一个奇装异服的人朝我走来是否应该避开？但收集和处理这类信息的能力与生俱来。
约翰·L. 洛克（John L. Locke，神经生物学家，不是那位17世纪的哲学家）指出，他所谓的“亲密交谈”（intimate talking）是一项重要而独特的人类活动。 [26] 他认为，人们之间的谈话不一定是要交流特定的事实或信息，而是要同谈话者建立起某种社会关系的纽带。在此意义上，关于天气、共同的朋友、个人问题之类的闲聊，从狩猎采集社会到今天的后工业社会，一直是人际间对话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存在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人们陷入一张社会关系和社会义务之网。
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提出，求偶问题上的认知需求（风趣幽默、甜言蜜语以及善于识破甜言蜜语）对大脑皮层的发展贡献极大。 [27] 男人和女人总是不断地与对方玩着感情游戏，男人希望尽可能多地发展性伴侣，而女人想找到最适合的人托付终身乃至子女。 [28] 男人急不可耐地装作他会照料家庭并忠贞不移，其实他心里不这么想，而女人极力想要辨清男人是否真心。另一方面，女人还十分渴望确认她的孩子有一个基因尽可能优秀的父亲，不管他最终是否在经济上提供支持，而男人则竭力避免戴绿帽子，不至于浪费资源养育别人的孩子。的确，为避免这类特殊形式的欺骗，而发展出许多社会习俗，包括婚前守贞、贞操带、（穆斯林社会的）深闺制度、出家、阴蒂切除术，以及形形色色处于人类法律体系下针对男女不忠的惩罚。 [29] 有首歌在词中问道，“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要准确回答这个问题，生命个体的认知能力绝对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