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社会秩序
我们将来如何重建社会资本的问题依旧横亘在前。文化和公共政策使社会能多少对大断裂的发生速度和程度有所控制，但要解决在21世纪初人们如何建立社会秩序，这并非长久之计。日本和某些天主教国家比北欧国家或英语国家能更长久地持守传统的家庭价值观，这使它们能减省某些社会成本（而后者不得不付出）。但难以想象它们在接下来的几代人中还能维持这种坚守，更不用说重建像工业时代的那种核心家庭；其中，父亲在外工作，母亲在家养育子女。就算能够做到如此，这样的成果也不可取。
我们似乎陷入某一窘境：退路已被截断，而往前则似乎必然导致社会失序和社会原子化的日益严重。难道说，这意味着当代自由社会注定要走向道德滑坡和社会无序愈演愈烈的境地直到崩塌？难道真如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这样的启蒙时期批评家所说的那样，这种混乱失序恰是以理性替代传统的努力所招致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在我看来，答案为否。原因也很简单，人类天生就会为自身计而创设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规范丧失的状态——涂尔干称之为失范——引发我们强烈的不适感，于是我们试图建立新的规则取代业已朽烂的旧规则。如果技术发展令某些形式陈旧的社区难以为继，我们就会找寻新的形式，会发挥我们的理智来商讨达成不同的约定以因应我们的基本利益诉求和情感需要。
要明白我们目下的处境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令人绝望，我们需要在一个更加抽象的层面对社会秩序自身的起源加以研究。许多关于文化的讨论将社会秩序视为一组从先代传承下来的静态规则。如果你身陷于一个社会资本或信任度低的国度，只会令你对此一筹莫展。显然，公共政策扭转文化的能力相对有限，并且要打造上佳的公共政策也得对文化的局限抱有清醒认识。不过文化是一股充满活力的力量，它不断接受改造，不是被政府改造，就是被构成社会的成千上万的分散个体之间的互动所改造。尽管文化的演进不及正式的社会和政治体制的演进那么迅速，它也必得适应环境的改变。
我们发现，秩序和社会资本存在两大基础以为支撑。一是生物学基础，它出自人之天性。生命科学近来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其累积效应已重构了那些经典认知，即人存在一定天性，这些天性使得人是社会和政治的生物并有充分的能力建立社会规则。从某种意义上看，此类研究并不比亚里士多德高明多少，但它令我们对人类的社会性本质有了更清楚的把握，知道哪些天性根源于人类基因，哪些则不是。
第二项社会秩序的支撑基础是人之理性，以及理性的那种天然自发能解决社会合作中诸问题的能力。人类与生俱来的创造社会资本的能力并不能解释社会资本如何在特定环境中生成。能创制出特定的行为准则的是文化而非天性，而在文化范畴里，我们发现，秩序时常是个体间协商、论辩和对话这类横向过程的结果。秩序的施行不必从上至下，也不必由立法者（用今天的话说是国家）或宣示神谕的神父来推行。
不管是天然的还是自发的秩序，都不足以形成构筑社会秩序所需的全部规则。它们需要等级化权威（hierarchical authority）来补充，以起到关键的接榫作用。但当我们回顾人类历史就会发现，处于分散状态的个体一直持续不断地为自身创造着社会资本，并努力适应了技术和经济的重大变革，那些变革比过去几十年中发生于西方社会的变革还要大。并且，我们将看到，今天人们在大多数高科技性质的工作场所的核心部门，正继续创造着社会资本。
因此，有必要对社会秩序的两大主要基础进行考察，即人的天性和自组织的自发过程。
[1]参见Janes Q. Wilson, “Thinking about Crime,” in Wilson, Thinking About Crime, revise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3).
[2]Kingsley Davis and Pietronella Van den Oever, “Demographic Foundations of New Sex Rol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8 (1982): 495-511.
[3]See, for example, Fareed Zakaria, “A Conversation with Lee Kuan Yew,” Foreign Affairs 73 (1994): 109-127.
[4]See Francis Fukuyama, “Asian Values and the Asian Crisis,” Commentary 105 (1998): 23-27.
[5]日本和韩国已经历了社会规范的变迁，即社会规范在某些方面变得同西方世界类似。比如说，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在1981—1990年间，两个国家的人民对主要机构（从政府开始）的信任度降低，这一点对于日本来说并不惊讶，它经历了一系列的丑闻，而对于韩国而言，它的民主机构并不完善，到1990年只有三年的历史。在日本，人们对教堂、军队、教育和法律系统、工会和警察的信任度降低了，而对媒体、议会（非常少）、公务员和大公司的信任度则上升了。在韩国，人们对除了工会以外的所有机构的信任度都降低了。就如在西方世界一样，在机构成员身份方面的趋势是不确定的，它在日本略微下降，而在韩国则有所上升（尤其是在宗教团体成员身份方面）。在这两个国家中，尤其是在日本，生育率在过去一代人之中急剧下降。家庭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多世同堂的家庭结构变成了核心结构（这个过程在日本远远早于韩国）。在亚洲和西方，家庭结构的变化比较相似，在其他方面也一样，包括工作场地和家庭的分离、在组织机构中接受教育以及孩子更容易获得经济资源。参见Arland Thornton and Thomas E. Fricke, “Social Change and the Famil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from the West, China, and South. Asia,” Sociological Forum 2 (1987): 746-779.
[6]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Employment Outlook (Paris, July 1996), 以及个人通信。
[7]Marguerite Kaminski and Judith Paiz, “Japanese Women in Management: Where Are They?”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3 (1984): 277-292.
[8]Eiko Shinotsuka, “Women Workers in Japan: Past, Present, Future,” in Joyce Gelb and Marian Lief Palley, eds., Women of Japan and Kore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Andrew Pollack, “For Japan’s Women, More Jobs and Longer and Odder Hours,” New York Times, July 8, 1997, p. Dl.
[9]Shinotsuka, “Women Workers,” p. 100.
[10]Roh Mihye, “Women Workers in a Changing Korean Society,” in Gelb and Paley, Women of Japan.
[11]事情并不总是这样。在西方、日本以及当代亚洲，轻工业（比如纺织业）已经成了雇佣年轻妇女的主要行业。参见Claudia Goldi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Female Earnings Functions and Occupation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1 (1984): 1-27.
[12]Miho Ogino, “Abortion and Women’s Reproductive Rights: The State of Japanese Women, 1945-1991,” in Gelb and Paley, Women of Japan, pp. 72-75; see also Naohiro Ogawa and Robert Retherford, “The Resumption of Fertility Decline in Japa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 (1993): 703-741.
[13]Ronald R. Rindfuss and S. Philip Morgan, “Marriage, Sex, and the First Birth Interval: The Quiet Revolution in Asi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9 (1983): 259-278.
[14]Gavin W. Jones, “Modernization and Divorce: Contrasting Trends in Islamic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est,”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3 (1997): 95-114.
[15]有证据表明这些问题已经开始出现了，参见Maryjord and Kevin Sullivan, “In Japanese Schools, Discipline in Recess,”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4, 1999): Al, A22.
[16]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天主教国家，家庭作为正式和合法的机构保持得相对完整，但男人同时会有情人或是女友。尽管这种状况有些伪善，但是相对于像有请教徒传统的美国所实行的时间序列上的一夫多妻制而言，在保护家属的合法权益方面，它起着更大的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