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破裂的后果
西方社会核心家庭的衰落对社会资本有强烈的负面效应，并会与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的数量增加形成联系，从而造成犯罪率的增长，并最终导致社会信任度的下降。
家庭中社会资本的减少带来的最重要后果之一是，造成后几代人人力资本的减少。1966年由美国卫生、教育与福利部委托完成的《科尔曼报告》（Coleman Report），是一项旨在揭示出影响教育绩效诸根源的大规模调研。调研发现，家庭和同龄人的影响，远远超过那些由公共政策所支配的教育投入（诸如教师薪资、班级规模、教具投入等）的影响。 [5] 此后，《科尔曼报告》的研究发现又屡屡为后续研究所验证。美国学生考试分数出现大幅下滑的现象，其多半可归咎于家庭由于破裂、不和睦、贫困等原因而无法给孩子传授技能和知识。相反，许多亚裔美国孩子在考试中有抢眼的表现，这反映出他们的家庭结构相对完整，也说明亚裔美国群体中保留了更多的以家庭为基础的文化传统。
自1965年莫伊尼汉的报告出版以来，有关离婚、婚外生育和单亲家庭之于孩子成长期间幸福程度的影响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 [6] 这份报告由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在约翰逊政府时期的劳工部任职期间完成，报告指出，家庭结构是解释美国黑人贫困状况至关重要的一个中间变量。该报告引发巨大争议，反对者认为莫伊尼汉的结论是在“谴责受害者”，或者说是把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的价值观强加于家庭结构与之不同但不见得低一等的另一种族上。 [7]
时隔三十五年后，莫伊尼汉的观点已被证明是对的，再来讨论三十五年前的这场争辩也就没有多少意义。我相信对任何能以持平态度阅读莫伊尼汉报告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其他条件均等的情况下，在传统双亲家庭中成长一定是比在单亲或失亲家庭中成长要好得多。某些人坚持认为家庭结构的差异不会对孩子的幸福成长造成太多影响，其理由在于，他们认为家庭破裂和单亲家庭与其他诸多社会不良环境（social ills）相互存在高度关联，它们始自贫困，并包括质量堪忧的学校、治安险恶的居住区和毒品泛滥的侵扰。哪怕最精密的统计学分析也无法厘清这些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链条，但有可能弄明白的是，如果其中某一种对孩子双亲的社会经济状况（社会学家用以描述他们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术语）具有决定性作用，那么离婚和单亲家庭对孩子幸福成长的影响就不是那么大了。 [8]
换句话说，金钱能够很大程度上弥补由家庭破裂造成的人力和社会资本的亏空。我想，本书的许多读者都认识生长于离婚家庭或其他不幸的家庭环境中的孩子，他们在经历了一些个人动荡后最终也“还不错”，身心健康地步入成年。不少历史上的伟人都是由保姆或者父亲的情人抚养成人，或是出身那些古里古怪、看似不健康的环境。不过，在有充分的教导、好的学校教育和良友相伴的情况下，那些糟糕的家庭状况只会是小磨难，甚至能作为日后形成他们性格的积极助力。
这种观点存在三个问题。首先，并不是人人都有钱。家庭破裂给穷人带来的麻烦只有通过福利政府的介入（实际上替代父亲的角色）才能得以缓解。这就把负担不公平地从遁迹的父亲身上转到纳税人那里。尽管政府能多少减轻贫穷的单亲家庭的负担，但这么做成本高昂，并且由于实际上鼓励了它原本希望能劝化的这类不良行为，而造成道德危机。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可能夸大了福利对家庭破裂的影响，但福利在其中肯定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问题之二在于，家庭破裂本身是造成贫困的原因之一。许多研究都证实了我们凭常识得来的感觉：单亲家庭损失了规模效益，能动用的收入、劳动力和社会资本都只有双亲家庭的一半，也不再能获得由夫妻双方的劳动分工所带来的收益。实证研究确认，无论离婚前双亲的社会经济状况如何，离婚后，有孩子的家庭其收入会大幅下降。 [9] 不管怎样这都对女性不利：即使对不那么贫困的家庭，母亲和孩子最多只能分享离婚前家庭总收入的一半，父亲的收入实际上是上升了。 [10] 因此，社会经济状况在社会学家看来是一个因变量而非自变量。
问题之三是，统计分析往往不能把握住孩子教育和社会化过程中重要的定性成分，特别诸如父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作用。正如我们所见，比起母亲来说，父亲的角色更多是由社会建构出来的，因社会和个体的不同而不同，有的父亲只是起到提供精子和收入这样最基本的作用，有的则发挥养育型父母（nurturing parent）的本色 [11] ，在教育子女和帮助其社会化上带头发挥作用。起码来说，父亲在家里得以让母亲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 [12] 但这与人们的常规看法相悖，即对多数孩子来说，父亲唯一的积极作用是提供生活费。事实上，父亲是儿子重要的榜样：如果年长的男子能告知年轻的男子如何正当地与人竞争和掌控局面，男人的好斗性就会成为体现男人气概的优点。父亲也在很多重要方面影响着女儿对男性的期待。如果母亲的丈夫（更不用说男友）对她不够尊重，女儿在选择伴侣时就不大可能报以过高的期望。20世纪90年代期间的美国，认为父亲没能履行其责任的看法变得普遍 [13] ，实际上，考虑到这一角色的脆弱性，情况确如人们所想。 [14]
虽然家庭破裂本身造成家庭内部社会资本的损失，但实际上也可以令某些家庭成员同家庭之外的人和群体建立更深层的联系，包括他们的朋友、给他们支持的团体或男性/女性权益组织。像中国和拉美国家这类家庭主义文化盛行的国家里，血亲纽带联结很强，陌生人之间很难建立信任，而当代西方国家中家庭纽带联结的弱化有可能造成家庭外部的社会联结的增加。
家庭中其他方面的某些变化也能对公民社会造成影响。大多数调查数据倾向表明，在外工作的女性参加社会组织的数量比居家女性要多。 [15] 这一点不足为奇：在20世纪50年代，住在城郊的美国家庭主妇最为抱怨的是，她们被社会孤立——比起过着乡村生活、男人和邻里都在身边的前代人，她们要孤立得多。职业女性如今加入的各种组织其性质料来与从前大有不同，她们不再只为教会和学校做点义务工作，而是参加工会、行业协会等其他与工作相关的社团。在外工作虽然能带来和加强各种社会联系，但单身母亲正因为要花大量时间来抚养孩子而无暇分身。当然，花钱依旧可以一定程度解决这一矛盾，不过不是全然解决。有钱人家的孩子也需要有与父母共处的时间。
上述西方社会家庭诸方面的变化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是复杂的。其影响显然造成了家庭自身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减少，但同时它也具有某种中和作用，即有可能对家庭之外的信任和社会联系带来积极效应。
但是，亲属关系的疏淡会导致社会关系质量的一个重大变化。常言道，“择友不择亲”，就是说，不管你多么不喜欢你的亲戚，也还是会觉得对他们有着不同的责任。就拿养老院来做测试。假如你认识的某位身体或心智受损的人住进了一家养老院或类似机构，这人不再有魅力、有朝气或与之相处不再让人觉得有趣，也不能为你做什么事；它实际上回到孩子那种依赖状态，却又没有了童真。怎样范围内的这么一个人，才能让你年复一年、永不中断地在每个周末去养老院看望他（她）呢？恐怕只有亲人（父母、兄弟姐妹，配偶也有可能）能通过这一测试。而那些成百上千的朋友和熟人，在对他们失去兴趣或是仅仅觉得自己时间过于宝贵之前，我们一般会反过来要求一些相互的关照。
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两种情况的不同，两个同样日渐迟暮的人，一个生活在21世纪初的欧洲或北美，另一个则是生活在三百年前的18世纪初。在后一种情况下，能活到七八十岁就是了不起的成绩，半数子女十五岁之前就夭折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活到五十二岁这一高龄。让·富拉斯蒂耶解释说，在那个年代，活到五十二岁这个年纪就算是不一般的成就，这样的人就有资格被大家视为了不起的人。而到21世纪初，活过五十二岁的人也可以把自己视为“幸存者”，但这部分人构成整个社会人口的绝对多数。在早先的年代里，垂暮之人往往死在家里，身边陪伴的是两三代甚至更多代的后辈亲人，他们在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里都同他生活在一起。这种人的生活为大大小小的规矩所支配，从每日的祈祷、餐桌前的礼仪到人生终了时的葬礼。
与此对照的是，生活在21世纪初的老人，不妨说是生于20世纪婴儿潮时期而在21世纪初步入老年的人，离过两三次婚，在公寓或房舍里独守暮年，间或有儿子或女儿来看望一下他们，但儿女也过了退休年纪，也要想方设法应对自身每况愈下的健康。他们同亲人的关系也是淡薄的，由于年轻时长期轻狂不羁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婚姻和性伙伴，由此而来的家庭分裂以及在家庭财务分割和子女监护上的冲突——使他们同后代之间的关系若即若离，这是一种不得不同物理距离以及比家庭责任更轻松的活动相竞争的关系。老人的一位孙辈或一位前任配偶会忽然心血来潮想了解这位老人的近况，但这种情况纯系偶然。作为在计算机网络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这位老人会有很大的朋友圈，且无论他们就在本地还是远在天边，不管彼此之间的共同兴趣关涉到国计民生还是仅仅自娱自乐（从政治、宗教到园艺和烹饪），都与之保持着日常联系。现代通讯手段的诱人之处——消除了距离的障碍，侵蚀了文化和政治的边界——却变成了进步的障碍。搬进养老院的老人，身边人忽然都成了陌生者；那些朋友和熟人通过网络表达慰问和关心，却发现若要亲自来访实在不方便。生活变得彻底不需要仪式。人生的某一阶段向下一阶段的过渡，不再由令人熟悉和亲切的、能把个人同上代人和下代人联系起来的仪式来标记，而是成了一件十分随意的事。创新和自我改造的能力，在人生的早期阶段看上去还是很有价值的特征，如今只会带来难以想象的孤独。当人生走到终点，只有独自去面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