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育与职业女性
一旦我们将亲属关系和家庭置于生物学的背景中，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过去两代人时间里核心家庭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分崩离析。女人用生育后代换来男人的资源，这种基于交换的家庭纽带十分脆弱。在大断裂发生之前，全部西方社会都具备了一整套复杂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法律、规则、规范和义务，以限制父亲弃家另组的自由，以此来保护母子之间的纽带联结。今天很多人则开始认为结婚是两个成人之间性与感情结合的一种公共仪式，这就是为什么同性恋婚姻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中是可能的。但从历史角度来看，婚姻制度的存在是为了合法地保护母亲—孩子这一单元结构，并确保孩子能够从父亲那里获得足够的经济来源以长大成人。此外，还有大量非正式的规范作为这种保护的补充。
这些约束男性行为的规范和维系家庭的契约是因何土崩瓦解的呢？二战后不久出现了两个非常重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涉及医学技术的进步——主要是避孕药的发明，它使女性能够更好地控制她们的生育周期。第二个变化则发生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中，过去三十年里，妇女纷纷成为有偿劳动力，而且她们的收入（包括小时工资、中位收入和终身收入）相对于男性都发生了稳定的增长。
节育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降低了生育率，早在19世纪，避孕和堕胎技术被广泛运用之前，某些社会中生育率就已经开始下滑。 [23] 实际上，如果节育的作用在于减少意外怀孕，那么人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它的到来伴随着私生子的大量涌现和堕胎率的上升 [24] ，也很难解释为什么节育措施的使用率同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私生子率之间呈正相关。 [25]
经济学家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乔治·阿克罗夫（George Akerlof）和迈克尔·卡茨（Michael Katz）指出，避孕药和随后性革命的主要影响在于大大改变了人们对性行为风险的考量，从而也改变了男性的行为。 [26] 节育措施的使用率和堕胎率、私生子率接踵上升的原因，与另一个比率的同时大幅下降有关，那就是奉子成婚率。根据这几位经济学家的测算，在1965—1969年间，有56%的白人新娘和25%的黑人新娘奉子成婚。在那些年中，年轻人显然有许多婚前性行为，但是男人要对自己亲生孩子负责这一社会规范缓和了婚前生子这类社会结果。到了1980—1984年，上述比例分别降到了42%和11%。由于避孕药和堕胎技术，女人头一次可以在做爱时不计后果，于是男人们觉得自己已经从社会规范中解放出来，即不必再照顾那些被他们弄怀孕的女人。
第二个改变男性行为的因素是女性成为有偿劳动力。许多经济学家认同家庭破裂应与女性收入有关这一观点，加里·贝克在其《论家庭》一书中对此所述最详。 [27] 这一对关系背后的假设是，不少婚姻契约是在缺少完整信息的情况下缔结的：一旦结了婚，丈夫和妻子就会发现婚姻生活不是一场长久的蜜月，配偶的行为会迥异于婚前，或他们自己对于伴侣的期待发生了改变。尽管不是不想换一个更为称心的丈夫或摆脱暴虐的伴侣，现实情况却是，许多女性由于缺少工作技能或工作经验而无法养活自己。但随着女性收入的增加，女性越来越有能力独自养活自己和孩子。不过，女性收入的增长也同时提高了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这就会造成低生育率。少生孩子意味着贝克所说的婚姻中联合资本的减少，因此离婚的可能性变大了。
图5.1 1994年的离婚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局：《经济活跃人口，1950—2010》（日内瓦，1996）；离婚率统计见附录。
无数实证依据将离婚和婚外生育同女性收入的提高联系在一起。 [28] 图5.1标示出1994年若干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女性加入劳动力比率和离婚率的对照情况。图上的点沿着自左下至右上的轴线分布，日本和意大利的女性劳动参与率（labor participation rate）和离婚率都比较低，而像瑞典这样的北欧国家，则是双高。如果我们把女性劳动参与率同私生子率标绘出来进行比较，也可以发现相似结果。
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更微妙的后果是，造成有关男性责任的社会规范被进一步削弱，同时强化了现有的由节育手段所引发的社会趋势。以往要同对自己有依赖的妻子离婚，丈夫不得不要么提供赡养费，要么看着自己孩子陷入贫困。如今随着妻子收入越来越接近丈夫，这个问题显然不再是什么问题。反过来，男性责任的社会规范日益削弱，又令女性借助工作技能来保护自己，从而愈发不再依赖越来越靠不住的丈夫。由于婚姻大有可能以离婚告终，当代女性如果不做好去工作的准备将是不明智的。
当然，经济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转变有多种表现，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肯定是工作性质的转变。从边际角度看，信息经济以信息取代实物产品：智能交通系统能为司机更好地安排线路，使既有的高速公路更有通行效率；及时生产制工厂（just-in-time factory）能在恰当的时机调配所需数量的原料投入，而不必再维持大量原材料库存。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持续扩大，而传统制造业的比例则会减少。人力资本开始获得越来越高的回报率。获得高薪的并不是沃尔玛里拿着条形码识读器的低技术含量员工，而是帮助设计条形码识读器的程序员。
在自动化已经渗透到工作环境方方面面的时代，人们很容易忘记工业革命时期的大部分工作是多么耗费体力。肖珊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敏锐地描述了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变，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人必需更加在意他们自己的身体。正如她解释的：
煤炭是用镐和铲开采出来的——“工具越简单，所要付出的体力越多”。开采黏土需要重型镐。大堆的矿泥必须被充分翻搅才能达到所需的黏度。面包坊几乎完全依靠人工制作面包，揉好生面团是其中最难的工序，“通常是在昏暗的地窖一角，一个上身赤裸的男人，交替将握紧的双拳用力插入面团，然后再费劲地从黏糊糊的一堆面中把手抽出来”。 [29]
技术含量低的工作对体力要求高，但提供的工作岗位也相对较多。1914年，亨利·福特将其汽车厂工人的小时工资增加到普遍水平的两倍（每天五美元），以吸引更多低技术劳动力；大量新工人继而涌入底特律，令这座城市在20世纪头十年中人口规模扩大了好几倍。研究表明，在20世纪早期，上大学不会带来巨大回报；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不见得比高中文凭的人高多少，并且他们还因读书而损失了四年的薪金与福利。 [30] 工会运动保证了实际工资的平稳增长，并带来了20世纪40—50年代汽车、钢铁、肉类加工业及相似产业中低技术工人、蓝领就业的高峰期。
到20世纪70和80年代，大量需要低技能、蓝领工人的世界不复存在。由于国际竞争、管制解除和技术发展，许多新的高技术工种出现，而低技术工种开始消失。教育逐步回潮，随之而来的是，受四年及以上高等教育的人同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之间的差距逐步扩大。表5.1显示了1970—1990年间七国集团国家中制造业就业人数的急剧下降，这种趋势在英美两国最为明显。
表5.1 七国集团各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百分比
来源：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网络社会的崛起》（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96）。
就最明显的形式上看，信息时代经济实现了脑力劳动对体力劳动的取代，在这样的世界里，女性必然会大有用武之地。1960—1995年间，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从35%上升至55%；处于生育黄金期（二十至三十九岁）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从37%上升至76%。同时，男性劳动参与率轻微下滑，从79%降至71%。这些变化也发生在所有工业化国家（见图5.2），特别是北欧国家。同一时期，日本女性劳动参与率一开始就比大多数西方国家要高（可能是出于太平洋战争导致男性减少），但之后的增长率则缓慢得多。
图5.2 二十至三十九岁的女性劳动参与率，1950—2000年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局，《经济活跃人口，1950—2010》（日内瓦，1996）。
图5.3 美国男性—女性的中位收入情况，1947—1995年
来源：美国统计局网站 （http://www.census.gov:80/hhes/incomc/histinc/ p02.htm）。
不仅有更多女性参与就业，女性的收入也在增长。图5.3显示了1947—1995年间男性和女性的中位收入及其比值。这段时期里，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收入增长略有减少，但总体上女性赢得了稳定的绝对收益。研究该现象的经济学家将女性收入的增长归因于一系列因素，包括工作经验的累积增多、基于工作经验的报酬提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可供女性选择的职业类型的多样化（比如说，选择做律师而不是教师）。 [31] 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第一个因素。女性不再因为要花几年时间抚养孩子，而损失资历、经验，或无法具备能力要求高的工作的准入条件，她们生育孩子的数量不如过去多了，而且能够一边抚养孩子一边工作。她们也不再被限制在打字员或文秘这类传统上由女性承担的岗位上，而是直接同男性在可以稳步升迁的职场上展开竞争。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段时期，大体上对美国男性来说是一段黄金时期，他们的实际收入在1973年达到了最高值。确实，相对收入也是如此，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这段生育高峰期的早期时间里，从男性和女性的相对收入比较来看，收入比的变化显示出男性占优。但1973年以后，这一相对优势开始呈现颓势，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男性实际的中位收入下降超过13%。 [32]
男性收入和男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原因比较复杂。男性劳动参与率走低，部分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男性能够活到退休年龄，并且在退休前几年自愿退出劳动岗位。但是劳动经济学家注意到另一个因素：越来越多的年轻男性，特别是技能和受教育程度都不高的人，主动从劳动力市场中退出，尽管工作机会是存在的。 [33] 的确，这一群体中男性所遭遇的危机要比统计数字所显示的情形严重得多。收入差距的日渐扩大对男性打击要比对女性更深重；处于收入分配顶端的男人卷钱逃开，而位于底层的男人则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实际收入一落千丈。 [34] 考虑到在20世纪80年代仍有41%的男性从事蓝领工作，而女性的这一比例仅为9%，去工业化进程（deindustrialization）主要对男性造成影响。 [35] 男人之所失与女人之所得确实存在直接关联。尤其在低端劳动力市场，新的女性成员显得更加聪明、坚韧和富有闯劲，在职场中比男性更具有竞争力。 [36] 少有人力资源经理愿意公开承认但事实如此，即同样具备正式资格的男人和女人在竞争某一低技能非体力工作时，经理更倾向录用后者，因为在行为表现上女人比男人的疏漏要少。
图5.4 1972—1996年间美国十六至十九岁青少年的失业率（分种族和性别）
来源：美国劳工部劳动力统计局（http://www.bls.gov/ webapps/legacy/cpsatab2.htm）。
这一转变对工薪阶层的婚姻所带来的影响显而易见。同流行看法相反，在20世纪70和80年代造成女性就业和收入强劲增长的，不是那些高收入的女播音员和女律师，而是处于收入分配平均线以下的低技能女性员工。 [37] 蓝领身份的丈夫相对价值跌至谷底。同上一代情况完全截然不同的是，许多工薪阶层女性突然发现自己能比丈夫或男友给家庭带来更多的收入。鉴于女性更有可能同社会阶层更高的人结婚，情况对低技能男性来说也许更糟，他们更难找到适配的伴侣。制造业重要性的变化也许能够解释各国家庭分裂率的差异；去工业化对美国和英国的打击要远大于德国和日本，它们所面临的离婚率和非婚生育率增长的情况也更严重。
图5.5 1951—1995年间男女中位收入的比较（百分比）
来源：美国劳工部劳动力统计局（http://www.bls.gov/ webapps/legacy/cpsatab2.htm）。
这一危机对于年轻的黑人男性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以往失业率会随着经济周期涨落；在经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动荡后，年轻黑人男性的失业率上升，即使到80年代就业机会充足的时候，他们的失业率也未能像人们预期的那样迅速下降。图5.4显示了黑人和白人青少年的失业率。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黑人男性的失业率要低于黑人女性，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前者要大幅高于后者。
与黑人男性的事业与收入停滞相反的是，黑人女性取得了惊人的收益。到了20世纪90年代晚期，即便白人男性和黑人男性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但是黑人女性基本上已经在收入、教育程度、预期寿命和其他一些方面追上了白人女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这是不是唯有美国黑人男性才遭遇到的种族主义、经济的结构性缺陷或文化难题的结果呢——是这一时期最大的谜团之一。 [38] （这个问题同样存在于白人青少年男性身上，尽管并没有像黑人那么严重。）证据表明，黑人女性的高劳动力参与率只能通过文化因素进行解释。 [39]
如赫伯特·古特曼的研究所示，黑人家庭的不稳定率尽管高于白人家庭，但家庭破裂的程度如此之高是史无前例的。 [40] 像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这类分析者把年轻黑人男性的高失业率视作城市家庭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前引的失业率数据所示，这确实是一个重要原因。 [41] 然而，尽管家庭不稳定的情况主要出现在贫穷的非裔美国人那里，但也同样波及中产阶级的黑人家庭。就黑人中产阶级而言，男女收入比可能较相对失业率更为重要。图5.5将1951—1995年间黑人男女中位数收入比的变化同全美工人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可见在黑人男女收入比上，女性比重逐渐上升，且这一变化趋势较其他种族都快得多。二战结束伊始，黑人男女收入比同全美男女收入比大致相当；但到了图示时期的末段，黑人男女收入比要比全体人口男女收入比高15%。当把从业者相对收入的变化同黑人男性失业率上升（相比黑人女性而言）联系在一起，就能清楚地发现，黑人男性群体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处于极度失势的状况。
按照一项有关家庭的经济理论，图5.3所显示的男女收入比主要追踪了美国家庭的财富状况。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正是生育高峰期和生育率增长期，也是历经战时分裂后人们重新回归家庭的时期，这一时期收入比变化侧重在男性收入的提高。但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该比例变化开始向女性倾斜，并且这一趋势一直维持到20世纪90年代才略有回转，其原因令大多数观察者难以捉摸。 [42] 60年代中期，正如所见，恰是大断裂的开始之时。
[1]Gary Becker,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enl. 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35-178.
[2]Naohiro Ogawa and Robert D. Retherford, “The Resumption of Fertility Decline in Japan: 1973-92,”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 (1993): 703-741.
[3]从经济学角度而言来说，不仅抚养孩子和妇女工作的机会成本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对孩子的偏爱也发生了自主的变化。人们只是不再想要那么多孩子了。
[4]引自Michael Specter, “Population Implosion Worries a Graying Europe,”New York Times, July 10, 1998, p. Al.
[5]Alice Rossi, “The Biosocial Role of Parenthood,” Human Nature 72 (1978): 75-79.
[6]Alice Rossi, “A Biosocial Perspective on Parenting,” Daedalus 106 (1977): 2-31.
[7]Lionel Tiger and Robin Fox, The Imperial Animal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1), p. 64.
[8]事实上，尽管鸟类是一对一配对的，但它们常常不是一夫一妻，见“Infidelity Common Among Birds and Mammals, Experts Say,”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7, 1998, p. A25.
[9]参见William J. Hamilton III, “Significance of Paternal Investment by Primates to the Evolution of Adult Male-Female Associations,” in David M. Taub, Primate Paternalism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1984).
[10]Robert Trivers, Social Evolution (Menlo Park, Calif: Benjamin/Cummings, 1985), p. 214.
[11]Ibid, p. 215.
[12]可能有人会问，既然每次性行为都必须有一位异性伴侣，为何男异性恋者会比女异性恋者更加放纵。这种看法在严格意义上是对的，但在大多数社会中往往发生的是，富有或地位高的男性同女性发生性关系（因此拥有更多性伙伴和同她们生儿育女）的机会要比地位低下的男性多得多。那些地位低下的男性一般也都希望有同样的机会，只是无法得到而已。在某些盛行一夫多妻的社会里——据说阿兹特克的皇帝蒙特祖马（Montezuma）有四千妃嫔，印度皇帝乌达雅玛（Udayama）有一万六千名，而中国皇帝有一万名——有相当部分地位低下的男性确实终生都没有机会过性生活或是组建自己的家庭。现代社会不再允许一夫多妻，但社会地位较高的男性却仍然拥有更多的性机会，唯一不同的是，美国的公司高管们只能一次又一次的娶妻生子，而不再能够像土耳其帕夏或是中国古代的官员那样同时拥有很多妻子和孩子。此外，同样是性行为，在男人和女人那里往往得到不同的理解。对男人来说，这只是多一个玩伴或一次体验，而对女人来说，这是同一个男人建立更深入的亲密关系的机会。就算最终无非都是做爱，但男性和女性的意图是不同的，以至于其中一方常常到最后感觉受到了欺骗。——作者注。
[13]关于这个问题的多讨论，参见Matt Ridley, The Red Queen: Sex an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Nature (New York: Macmillan, 1993), pp. 181-183.
[14]Tiger and Fox, Imperial Animal, p. 67.
[15]Ibid, p. 71.
[16]关于家庭理论是如何随着时间变化的历史性解释，参见David Popenoe, Disturbing the Nest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88), pp. 11-21.
[17]Stevan Harrell, Human Families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7), pp. 26-50.
[18]Adam Kuper, The Chosen Primate: Human Nature and Cultural Divers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74.
[19]Ibid, p. 170.
[20]See Peter Laslett and Richard Wall, Household and Family in Past Tim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and Peter Laslett and Richard Wall, Family Forms in Historic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21] David Blankenhorn, Fatherless America: Confronting America’s Most Urgent Social Proble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 p. 3.
[22]Margaret Mead, Male and Female (New York: Dell, 1949), pp. 188-191. 一些观察者已经提到过这一点，包括David Blankenhorn, Fatherless America.
[23]关于这一点，参见Becker, Treatise , pp. 141-144.
[24]我非常感谢Lionel Tiger指出了这点。
[25]U. 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Report to Congress on Out-of-Wedlock Childbearing (1995), p. 72.
[26]See George Akerlof, Janet Yellen, and Michael L. Katz, “An Analysis of Out-of-Wedlock Childbea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1 (May 1996): 277-317.
[27]Becker, “Treatise,” pp. 347-361.
[28]Gary S. Becker and Elisabeth M. Landes,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Marital Instabilit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5 (1977): 1141-1187. See also Cynthia Cready and Mark A. Fossett, “Mate Availability and African American Family Struc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Nonmetropolitan South, 1960-1990,”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9 (1997): 192-203.
[29] Shoshana Zuboff, In the Age of the Smart Machine: The Future of Work and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p. 37.
[30]Lawrence F. Katz and Kevin M. Murphy, “Changes in Relative Wages, 1963-1981: Supply and Demand Factor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 (February 1992): 35-78.
[31]June O’Neill and Solomon Polachek, “Why the Gender Gap in Wages Narrowed in the 1980s,”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1 (1993): 205-228.
[32]Valerie K. Oppenheimer, “Women’s Rising Employment and the Future of the Famil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 (1994): 293-342.
[33]Ibid.
[34]Annette Bernhardt, Martina Morris, and Mark S. Handcock, “Women’s Gains or Men’s Losses? A Closer Look at the Shrinking Gender Gap in Earning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1995): 302-328.
[35]O’Neill and Polachek, “Why the Gender Gap?”
[36]Elaine Reardon, “Demand-Side Changes and the Relative Economic Progress of Black Men: 1940-90,”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32 (Winter 1997): 69-97. 作者说道，在女白人取代男白人时，男黑人在被中产阶级男白人取代。
[37]Bernhardt, Morris, and Handcock, “Women’s Gains or Men’s Losses?” p. 314.
[38]John Bound and Richard B. Freeman, “What Went Wrong? The Erosion of Relative Earnings Among Young Black Men in the 1980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2): 201-232; John M.Jeffries and Richard L. Schaffer, “Changes in the Economy and Labor Market Status of Black Americans,” in National Urban League, The State of Black America, 1996 (Washington, DC: National Urban League, 1997).
[39]Cordelia W. Reimers,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mong Married Women,” AB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75, no. 2 (1985): 251-255.
[40]Herbert G. Gutman, The Black Family in Slavery and Freedom, 1750-1925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7).
[41] 参见William Julius Wilson,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and When Work Disappears: The World of the New Urban Poor (New York: Knopf, 1996).
[42]Tamar Lewin, “Wage Difference Between Men and Women Widen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5, 1997, p. Al. 一种意见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福利制度以来，对于那些现在仍是劳动力，而且在曾经享受福利的人而言，他们的低技能已经把整个妇女群体的收入给拉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