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的生物学起源
博厄斯之后的人类学，其基本内容之一是，不认为存在自然的或正常的人类家庭。人类学这一学科的大部分任务是研究人类的亲属系统中存在的丰富的多样性，而且人们确实难以辨识出各种家庭模式的明确共性。20世纪50年代美国那种被人类学家所称的夫妇式家庭或上下两代人构成的核心家庭（小家庭），既不代表那个时代其他国家的家庭特征，也非早期发展阶段的西方社会的典型。因此，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之后核心家庭出现瓦解并不意味着背离了某种古老规范。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人类的亲属关系置于更广泛的动物物种亲属关系这一背景中，就会发现，尽管亲属系统表面上存在多样性，但它无疑服务于特定的进化目的。很少有人会质疑这样的观点，即，人类母子之间的关系如同其他动物物种一样，具有生物学基础。刚做母亲的人会在听到婴儿的哭声时喂奶；她会本能地用左手拥住婴儿摇晃，婴儿这样躺在臂弯里就能听到母亲的心跳。 [5] 大量研究表明，是基因而非文化控制着母亲和婴儿之间自发的交流和各种形式的互动。 [6] 孩子若要健康快乐，母亲必不可少；很多成年后表现出来的反社会行为，其原因可被追溯到相对幼小时期发生的母子关系的断裂。 [7]
男性在养育后代中的作用问题重重，而且在其他物种中，雄性起到的作用也差异很大。尽管人们喜欢把鸟类中一对一配对的现象看做是人类家庭的某种自然模式 [8] ，但在大多数有性繁殖的物种中，雄性在生养后代方面所做的贡献不过是提供了一个精子细胞而已。类人猿——与人类最接近的灵长类亲属物种——也是如此。比如，黑猩猩是乱交的，不会形成任何较长时间的配对关系；尽管在其群落中，雄性会致力于保护和喂养家属，但是年轻的黑猩猩实际上在单亲家庭中被抚养长大。某一动物物种的雄性在何种程度上担负起家长的责任，与抚养年幼者所需的各种资源（因不同物种生存的环境而不同）以及它们获取这些资源的能力有关。 [9]
就人类而言，男性被往不同方向拉扯。一方面，同抚育其他物种的后代相比，人类的孩子更需要亲代投资，这使男性的作用变得重要。尽管要经过相当长的妊娠阶段，但人类的大脑太大，孩子在出生时还未发育成熟，许多发育要在子宫外完成（其他动物则在妊娠期间就完成了）。因此和其他大部分物种（包括所有类人猿）相比，人类的婴儿在出生时自理能力很差。人类婴儿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独立生存，在此之前他们脆弱、易受伤害而且依赖父母。母亲无疑是孩子生存下去必不可少的条件，但人类孩子的需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男性也要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人类的基因组成在狩猎采集时代就已定型，男人的重要性体现在采集动物肉以提供蛋白质，以及保护自己的群体以免受其他群体和自然环境的危害。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一夫一妻制在人类社会中要比在其他动物物种中普遍得多。
而另一方面，由于生物学上的原因，能让男性陪在孩子身边的动机远不如女性的强烈，因此父子之间的联结本质上就相对脆弱。任何动物最根本的生物学本能是让其基因能代代相传下去。这对人类母亲来说（对动物王国中其他大多数母亲也是如此）意味着，她不仅要在孩子诞生之时就给予他/她最好的基因，还要给他/她资源使其存活下去并有能力传宗接代。通常，女性不得不比男性付出更多的生物学家所谓的“亲代投资”（parental investment）。尤其是对哺乳动物来说，雌性必须孕育、照看幼小，寻找食物以喂养它们，还会拼命保护自己的孩子免于捕食者和环境的伤害。即使人类中男性对孩子的付出要高于其他物种中雄性的付出，他们对生儿育女的贡献（付出的成本）仍然不如女性。例如，母亲一生中能生育后代的数量比起父亲能繁衍后代的数量而言，存在较低的自然限度。就人类来说，女人一生也许只能生养12个孩子，但男人可以上千次地播种。因此，女性如果在选择配偶上拥有很高的眼光——首先是为了确保自己的孩子得到最好的基因传承，其次是确保男性配偶的资源能够让孩子出生后成长无忧——她就能增加将自己基因传递下去的机会。而对男性来说，他们倾向于通过机会数量最大化来传递基因，即少有挑剔地同尽可能多的女性交配。
结果，女性在选择性伴侣时比男性更为挑剔这种情况是一种普遍现象，正如人们所见，它不仅存在于几乎所有已知的人类文化中，也存在于几乎所有进行有性繁殖的物种中。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这样说：
大部分物种中的雌性在挑选配偶时眼光犀利，而雄性则没那么挑剔。在典型情况下，当雌性面对很多雄性追求时，会拒绝大多数而只接受其中一名或少数几名。这种选择绝不是随机的。不管在世界上哪个地方进行雌性偏好的研究，都会发现其选择方式的特殊性。同一物种中的雌性大多会以相似的方式做出选择，结果就是雌性和某些雄性进行多次交配而从不给其他雄性机会……不同的是，雄性会向许多雌性求爱，同大部分甚至全部接受它（他）们示好的雌性交配。人们也已观察到，雄性会向其他雄性、非同类物种的雌性、雌性标本、雌性标本的身体部分以及非活体对象求爱，甚至有时向上述一系列对象求爱。 [10]
据特里弗斯所说，在人们所知的物种中，只有很少一部分的性取向是相反的，包括瓣蹼鹬、摩门螽斯及某些种类的海马。 [11]
换句话说，由于生物学上的倾向，男人在满足性需求过程中实际上比女人更不检点且不加挑剔。 [12] 这一发现符合我们对男人和女人在性方面的表现的日常观察，也解释了为什么是男人而非女人是卖淫和色情产业的主要消费者。这还解释了为什么男同性恋者的平均伴侣数量要比男异性恋者平均伴侣数量多很多，而女同性恋者伴侣数量要比女异性恋者少很多：造成男同性恋伴侣众多的原因不是因为男同性恋的性质，而是由于前面所说的男性特点在这种情况下不再受女性择偶特点的约束。 [13]
生物学还告诉我们，家庭中男性的那部分作用集中于为女人和子女提供生活所需的资源，不过生物学也暗示出，男性的这一角色是脆弱的、易于瓦解的。男性能在多大程度上坚守一夫一妻关系，以及在养育孩子时能起到多大的积极作用，更多取决于更大社群的各种社会规范、惩戒措施和外部压力，而非他们的本性。正如人类学家莱昂纳尔·泰格尔和罗宾·福克斯（Robin Fox）所解释的那样，尽管人类在不同文化中的亲属关系表现形式大不相同，但内在结构却是一样的：“不管一个社会体系会做些别的什么事，它都必须采取一些措施去确保母亲和婴儿之间关系的稳固，至少要维持到他们能够自行活动并有能力生存下去（有望长大成人）的那一天。” [14] 孩子的父亲、舅舅或社群里的其他成员都可以做这件事，但不管是谁，总得有人去做。问题在于要确保这一职责有人承担：“夫妻一旦结合就要在一起，大多数社会都为此制定了详尽而且强力的规则。但这些规则很难说代表了婚配联结（mating bond）本然的常态，而只是暗示出这种联结其实多么不牢靠。与亲属和婚姻关系有关的习俗之多种多样和悠久深远，并不意味着组建家庭是本该如此并且水到渠成：它们是保护母亲—孩子这一单元结构不受婚配联结的潜在脆弱性伤害的手段。” [15]
影响人类男性的两种相互矛盾的生物学动机——参与家庭事务和逃脱家庭纽带——也许可以解释家庭形式的多样性和核心家庭的复杂起源。核心家庭并不像它的批评者所认为的是晚近才出现或是暂时的现象，也不像它的辩护者倾向认为的是普遍的和天然形成的。从另一方面看，核心家庭是只有在工业化后才兴起的一种近代产物，这一观点在19世纪就被广为讨论，直至今日仍为不少人奉持。 [16] 在工业化之前，人们都生活在部落和宗族这类更为庞大的亲属团体中，核心家庭被认为只是小而次要的组成部分。人们仍然能在中国南方、中东以及第三世界的一些地方看到这种宗族。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宗族渐渐瓦解变成了联合家庭或大型家庭，即三世或多世同堂；之后，由于工业革命，大型家庭演变为核心家庭。根据这种解释，核心家庭只不过是家庭演化过程中的一个站点，而且未来可能被单亲家庭或形式更为灵活的家庭组织所取代。
尽管核心家庭并非普遍情况，但它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中的普遍程度远比上述说法所描述的要大得多，在狩猎采集时代就是亲属关系的主要形式。 [17] 人类学家亚当·库伯（Adam Kuper）认为，“当代社会人类学家对直到最近还在流行的那些模型表示怀疑，这些模型把非洲、美洲和太平洋地区社会描述为大型亲族集体的联合，家庭和个人被淹没于这种大的血亲成员集体中。事实相反，核心家庭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涌现，而且通常是当地最主要的家庭组织形式，家庭负责人负责就政治联盟做出务实的选择”。 [18] 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南太平洋特罗布里恩群岛的族人（Trobriand Islanders）、俾格米人（pygmies，译按：分布在非洲中部等地的矮人一族）、喀拉哈里沙漠的布须曼人（bushmen）以及亚马孙流域一带的土著居民，全都用核心家庭组织自己。 [19] 庞大而繁多的亲族体系进入人类学家研究视野似乎是从对农业问题的探究开始。在某种意义上，再度探索核心家庭问题——历史学家彼得·拉斯利特（Peter Laslett）指出这一模式在工业革命发生很久以前就已出现于北欧——标志着向某种十分古老的模式的回归。 [20]
因此，一夫一妻制的配对和核心家庭不一定是近期的历史产物。父亲在人类的亲属关系中明确扮演着某种的角色——比起类人猿来，人类父亲的角色更加重要，与孩子的联系也更为紧密，但是，这一角色的确切性质却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人类社会中具有重大的差异。换句话说，母亲的角色可以肯定具有生物学基础，而父亲的角色却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21] 正如玛格丽特·米德所说，“在人类历史发端之际，社会发明出某些东西，其中一条是男性担当起养家糊口的责任”。男性的角色以向家庭供给资源为基础，“无论在哪儿，人类中的男性就要为女性和孩子提供食物”。但是作为一种后天习得，男性养家糊口的角色容易被瓦解，“事实表明，在讨论男人与女人时需要区别对待——男人不得不去学习如何养育别人，但这种行为由于是后天习得故而脆弱，当社会条件变得使这种传习不够有效时，它就很容易退化消失”。 [22] 也可以说，父亲的角色因文化与传统的不同而变化，从高度参与孩子的抚养和教育，到作为关系更为疏远的监护者和管教者，甚至是只给寄钱而几乎不露面。要想让母亲离开她新生的孩子难上加难，而相反，要让父亲参与孩子的抚养教育则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