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信任为何增加？
在信任、价值观和公民社会的领域，我们需要分别解读两个不相关的现象：首先，为何对机构和其他人的信任度都出现了大范围的下降，以及如何总体把握一种矛盾现象，即共同规范逐渐减少的同时，团体数量和公民社会的紧密度在增加。
在美国，对信任度下降的原因一直争讼不休。罗伯特·帕特南早就提出，这一问题可能与电视的兴起有关，最早在电视机前长大的一代恰恰是信任度水平降低最急剧的一代。 [33] 不仅因为热衷于性和暴力的电视节目内容滋生了冷漠多疑（cynicism）的态度，而且在一个平均每人每天有四小时坐在电视机前的国度里，那些坐在电视机前沙发上的人自我限制了自己与其他人面对面交流的社会活动。
不过有人认为，像信任度下降这样一个涉及面广的复杂现象，有着多种不同原因，电视只是其中之一。如前所引（第50页，见边码），国家民意研究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的汤姆·史密斯（Tom Smith）曾基于有关信任的调查数据进行过一项多元分析，他发现不信任现象同较差的社会经济状况、少数种族身份、痛苦的人生经历、原教旨主义信仰、未能加入主流教会以及所处代际（比如是否婴儿潮一代或被遗忘的一代中的一员）有关。曾是犯罪行为的受害者或者健康状况不良，这类带来痛苦经历的生活事件，也必然会影响到信任。
上述这些因素中哪一个从20世纪60年代起发生急剧变化，并导致了信任度的降低呢？收入不平等有所增加，马里兰大学的埃里克·尤斯兰纳（Eric Uslaner）认为这是不信任之所以增加的部分原因。 [34] 这段时期贫困率高低起伏，但并没有出现整体的上升，所谓的中产阶级规模在减小，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多数美国人的实际收入下跌到薪水从来不见涨的水平。正如我们所见，这一时期经济运行的不平稳（从石油危机到裁员风潮）如何造成了冷漠多疑风气的增长。
1965—1990年间，犯罪数量急剧上升，人们因此会很自然地想到，假如有人成为犯罪受害者或是日复一日地从地方电视新闻中看到可怖的犯罪报道，这人就会产生不信任感，这种感觉不是针对亲朋好友，却是针对着外面的世界。所以，犯罪是1965年后社会上的不信任感加强的一条重要因素，这一结论也为大量详细的分析研究所支撑。 [35]
另一种主要的社会变化是离婚和家庭破碎率的上升，这种变化能带来痛苦的人生经历。从社会上的一般认识来看，经历过父母离婚或生活在单亲家庭中同母亲的一个又一个男友打过交道的孩子，往往会对大人心存戒备，这种情况可能极有助于我们理解调查数据所显示的不信任水平的上升。然而，在史密斯的分析中，离婚或单亲并非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 [36] 另一方面，存在大量间接联系：家庭破裂同犯罪和贫困相联系，而它们又很容易滋生冷漠多疑的态度。温迪·拉恩（Wendy Rahn）和约翰·特兰斯（John Transue）的一项研究表明，缺少父亲的家庭，孩子容易养成物欲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又转而同不信任相联系。 [37]
宗教显然对信任有两重彼此矛盾的影响；原教旨主义者和不去教堂的人往往比其他人更不容易产生信任。许多美国人认为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他们所处的社会变得更加远离宗教，这主要发生在公共领域，在那里政教分离的原则被得到越来越严格的贯彻；而在私人信仰领域，尚不能肯定美国人在宗教信念方面表现出大的衰减。 [38] 不过，信任度下降可能部分出于社会变得更加世俗化，与此趋势悖谬的是，同时发生的还有原教旨主义教会成员数量的增多。
年轻群体往往比年长群体显出更多的不信任，但这一情况并不能解释社会不信任度的上升；反倒是它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年轻人更容易冷漠多疑。另一方面，它说明不信任的增加不只是一种简单的生命周期效应——即人们在一生中的特定阶段表现出的特点；同时也不是任何一代同龄人（比如说婴儿潮一代）的共同特点，因为它看上去更像是所谓的被遗忘的一代人的特征。
我们能从统计结果确认犯罪率和经济不安感的上升对社会信任度的负面影响，并推测出家庭破裂同样也起了作用。不过，人们能感觉到，对文化方面的变动采用如上所述的实证分析手段还很粗糙，因此有必要对所发生的事情做更精细的定性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