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断加重的社会失序的第三种一般性解释由保守主义者所提出，被认为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来自查尔斯·穆雷（Charles Murray）的《脱离实际》（Losing Ground ）一书，在穆雷之前提出这一解释的有经济学家加里·贝克（Gary Becker）。这种观点认为正是福利国家那种倒错的激励导致了家庭破裂和犯罪的增加，恰与左派的观点构成鲜明的对照。 [17] 美国的第一项国家福利计划针对的是贫困的妇女，大萧条时期的“对有子女家庭补助计划”（AFDC）只向单身母亲提供福利金，这对那些同孩子父亲结婚的母亲来说就极不公平。 [18] 美国在1996年通过的福利改革法案中废止了这一计划，部分原因正是考虑到它倒错的激励影响。 [19]
同样，许多保守主义者认为犯罪数量的增加源于同一时期刑事制裁力度的减弱。加里·贝克就曾指出，犯罪可以视为另一种形式的理性选择：假如犯罪的回报增加而成本（受惩情况）降低，就会出现更多的犯罪而不是相反。 [20] 不少保守主义者认为，正是由于社会容许度的增加才会出现20世纪60年代犯罪数量的增加，并认为那时的法律制度是在“纵容犯罪”。如果按照这种逻辑，20世纪90年代犯罪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80年代全美各地都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强制措施（更严厉的处罚，更多监禁，有时是更多的街头警力）。美国1997年的监禁率是1985年的两倍，是1975年的三倍。 [21] 抛开严刑峻法对一般人的威慑效应不论，只计算犯罪者中未被收监的那些惯犯的犯罪数量，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90年代犯罪率的下降。 [22] 詹姆斯·威尔逊（James Q. Wilson）也认为，跟英国相比，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犯罪率下降得较快与施用重典有关。 [23] 除了施用重典以外，警方的手段也向社区警务（community policing）方向转变，这是一项能够起到减少犯罪率的积极作用的创新。
福利补助金会造成经济学家所说的“道德危机”（moral hazard）并挫伤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对此很少会有人反对。 [24] 但它们对家庭结构会造成何等影响却没有多少人清楚。乍看之下，比较数据更能支持穆雷的假设而非左翼人士的推论，前者视福利为家庭破裂的原因之一：瑞典、丹麦这类高福利国家的非婚生育率比日本这类低福利国家要高。但也存在无数的反例，先拿美国来说，其福利水平大大低于（比如说）德国，而非婚生育率也远高于后者。就美国福利补助金问题所做的精细的计量经济学研究发现，当把福利补助水平同非婚生育率联系在一起时，无论是基于各州（被授权自主决定其福利补助水平）还是历时的比较，都会出现类似的矛盾之处。 [25] 在后面的例子中，扣除物价因素，福利补助水平在20世纪80年代趋于稳定并开始下降，但家庭破裂率在整个90年代中期仍未见减少。 [26] 有分析者指出，美国的家庭破裂，只有不到15%的情况可以归咎于“对有子女家庭补助”和其他福利计划。 [27]
保守主义者的论点更根本的弱点在于，非婚生育只是家庭纽带衰弱这一大问题的方面之一，其他还有生育率下降、离婚、同居取代婚姻以及同居伙伴的分手等问题。非婚生育现象在美国和多数其他国家，首先（即使不是仅仅）与贫困有关。然而，在西方，离婚和同居现象主要流行于中上层社会人士。除了国家在法律上令离婚变得更为容易以外，很难将离婚率大涨和结婚率下降的责任都赖在政府身上。20世纪90年代犯罪率的下降也许同改进警务方法、提高惩处力度有很大关系，但很难说60年代犯罪率高涨的浪潮就单纯是治安不力的后果。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由最高法院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其中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Miranda v. Arizona），这些旨在保护刑事被告人权益的决议的确限制了警察和公诉人的行为。但是警察部门很快学会了如何适应在办案过程中完全遵循合法的程序。在后续章节中我们将看到，晚近出现的大量犯罪学理论，把犯罪归诸犯罪者在人生早期社会化程度和冲动控制力的低下。潜在的犯罪者并非不会在面对可能的惩罚时做出理性的反应，而是他们对一定程度的惩罚的反应以及从事犯罪活动的倾向性很大程度取决于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与理解犯罪数量迅猛增长的现象更为相关的不是惩罚的力度，而是起中介作用的各种社会建制（social institutions）（比如家庭、邻里、学校）在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年轻人从大的文化环境那里所接受的信号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