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大断裂时期价值观转变的第二种一般性解释恰恰与第一种相反：不是由于贫困和不平等，反而是不断增长的繁荣所致。这一观点由民意调查者丹尼尔·扬克洛维奇（Daniel Yankelovkh）提出，他主持的民意调查追踪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的价值观从社区导向到个人主义导向的转变。 [16]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的研究工作也指明了这一点，他的“后实利主义价值观”表明，由于要满足经济需求这一基本需求，使得人们在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时需要区分一系列的轻重缓急。
扬克洛维奇观察到三种阶段的“富足效应”（affluence effect）。第一阶段，人们刚开始变得富有，但对经济上缺乏保障的生活还记忆犹新，那个时候他们最关心的是日常生计，自我实现、个人发展还有自我满足都是奢侈的想法。在第二阶段，当人们安然于眼前的繁荣后，他们开始放纵自己，这种态度的外在表现就是人们不大情愿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抚育孩子，但却更愿意去冒险。家庭破裂和社会越轨现象都可能是在第二阶段所出现的后果。最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发现不能把生活富足视为理所当然，而是需要从长远来考虑。扬克洛维奇指出，不少美国人在1991—1992年间的经济衰退期进入第三阶段，这也许可以用来解释20世纪90年代社会功能紊乱程度有所降低的现象。
表面上看，把个人主义的滋长和社会诸问题归咎于大繁荣的观点要比其反面观点（源自贫困的增加）要合理得多。毕竟，如前所示，家庭破裂、犯罪和不信任程度在一长段时间里的加重，发生于那些同一时期富有程度稳步增长的国家。此外，经合组织国家里，价值观变迁同收入水平存在广泛的联系；像美国、加拿大、北欧诸国这类较富裕的国家，社会分裂的程度往往高于相对贫穷的国家，比如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人们凭直观感觉认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那种使他们在家庭和社区中紧密团结在一起的相互依赖式联结会逐渐变弱，因为他们现在独自生活的能力提高了。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抛下亲人和邻居可能令所爱的人陷入贫穷或严重的困窘境地；这时的人们会小心翼翼地维护蝇头微利，只想着眼前的满足而不愿担任何风险。
虽然在这条逻辑的论点上有很多合理之处，但仍不能令人满足。首先，在大断裂时期实际行为方式（在有关家庭破裂、犯罪和不信任方面）改变最多的是那些在社会上拥有财富最少的人群。例如收入低的非裔美国人，他们最没有理由把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创造的经济成果视为唾手可得，也正是这一群体在随后几十年中经受了最严重的社会规范的解体。另外，用1991—1992年经济衰退期出现的经济上的不安全感来解释90年代价值观向更加保守的方向转变，有过于简单之嫌。即使经济繁荣和价值观转变二者有联系，它们之间的联系（正如英格尔哈特的研究所示）也不会太过紧密。也就是说，不管富裕程度和（历经一代人或几代人时间的）价值观转变之间有何种联系，个人主义并不随短经济周期而出现强弱起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