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认为，家庭破裂、贫困、犯罪、不信任、社会原子化、吸毒、教育水平低下和社会资本匮乏，这些社会问题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左右两派围绕它们进行了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论争，所提出的观点则直指经济和文化两种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左派认为，犯罪、家庭破裂和不信任主要是就业岗位、发展机遇和受教育机会少以及经济上的不平等所致。不少评论者还把种族主义和对少数族裔的歧视列入原因范围。这种因果逻辑分析导致人们呼吁美国实行欧洲式的福利国家的制度，以保障贫困人群的就业和收入，同时把日益严重的家庭破裂问题归咎于美国的福利国家发展得不够“现代化”。 [6]
历史上富甲一方的国家一旦遭遇经济贫困就会带来社会规范方面如上所说的重大变化，这样的看法可以休矣。美国今天穷人的绝对生活水平比上几代美国人要高，他们的人均财富也比当代第三世界国家中家庭结构更加完整的人要多。美国并没有在20世纪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变穷；按不变价格的美元计算，美国人均收入从1965年的14 792元上涨到1995年的25 615元，人均消费支出从9 257元上涨到17 403元。 [7] 贫困率在20世纪60年代急剧下降，随后稍有回升，它并没有按照能够解释社会失序大幅增长的方向发展（见图3.1）。
图3.1 美国官方报告的贫困率
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的《1997年美国统计摘要》（华盛顿特区：政府印刷局，1997年），第472页。
偏爱经济学假设的人们认为，贫困的绝对水平不是问题的根源。现代社会，尽管总体上更加富裕，但也更加不公平或遭遇了能导致社会功能紊乱的经济动荡和失业问题。在有关家庭破裂问题上，对离婚率和非婚生育率数据稍加关注便会发现，贫困导致社会失范的说法不太可能成立。对经合组织国家略一考察就知道，旨在提高经济平等程度的福利水平和家庭稳定之间不存在正相关。事实上，在高福利待遇水平和非婚生育现象之间存在某种微弱的联系，这种现象往往印证了美国保守主义者所提出的福利国家是家庭破裂的致因而非疗法。非婚生育率最高的是奉行平等主义的北欧国家，例如瑞典和丹麦，超过一半以上的GDP被政府用于向人民返还福利。 [8] 日本和韩国对贫困人群的国家福利保障最少，但在经合组织国家中离婚率和非婚生育率也最低。 [9] 具有丰厚福利保障的国家，其家庭破裂和贫困之间的联系更是微弱。美国单亲家庭的贫困率比福利更优越的其他经合组织国家要高，这表明各种家庭扶持和收入保障计划似乎行之有效。 [10] 不少看到这些数据的欧洲人于是相信，他们的福利国家制度使他们能无须承受美国式的社会问题。
然而，仔细审视这些数据会发现，福利国家并没有解决潜在 的社会问题。这些国家只是单纯地取代了父亲的角色，向母亲和孩子提供保障生存和养育所需的资源，人类学家莱昂内尔·泰格尔（Lionel Tiger）将这一过程称为“政府婚”（bureaugamy）。 [11] 在此过程中，福利国家并没有消除家庭破裂的社会成本，而只是把它从个人身上转嫁到纳税人、消费者和失业者那里。政府是否足以取代父亲的角色令人怀疑，后者不仅为家庭提供资源，还要在子女适应社会和受教育过程中发挥作用。而且，欧洲的福利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遭遇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几乎所有的欧洲大陆国家的失业率都持续上扬。拿这些国家同没有受到潜在的家庭破裂问题困扰的日本相比将富于启示意义，这一对比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展开。
犯罪问题同样如此。民主社会中的政治家和选民普遍持有贫困和不平等会导致犯罪的观念，他们也千方百计为福利和扶贫计划寻求正当性。不过，即使有充分理由证明收入不平等和犯罪之间存在广泛联系 [12] ，这种联系也不足以为西方世界犯罪率如此快速上升提供一个言之有理的解释。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没有发生可以作为犯罪率骤然提高原因的经济萧条，并且实际上美国战后的犯罪浪潮始自一个就业充分和普遍繁荣的时代。（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美国的暴力犯罪率反而下降 了。）后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扩大，但同一时期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平均主义程度要高于美国）的犯罪率也上升了。美国社会较大的经济不平等，也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其犯罪率在任何年份都比其他国家比如瑞典要高，但却无法解释为何瑞典的犯罪率在同样的时期内开始增高。此外，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继续扩大，但犯罪率却下降了；那么这段时间里不平等和犯罪之间的联系变成了负相关。 [13]
贫困也同不信任有关。但如果美国没有出现与大断裂构成相关的贫困的大幅增加，那么贫困就不大可能成为不信任度上升的理由。无论何种情况，只占相对很小部分的美国人跌入贫困线以下的事实，无法解释大多数美国人表现出来的对机构和其他美国人的不信任。另一方面，经济动荡和收入不平等的持续扩大本身可能导冷漠心态的加重。大断裂时期，美国人的经济不安全感在增加。20世纪70年代围绕石油供给和通货膨胀产生了一系列经济危机；80年代早期，美国的锈带地区（Rust Belt） [14] 发生了严重的衰退，同时在海外竞争的影响下出现大批失业者。而在90年代早期，美国的公司大幅裁员，大型企业的终身雇用理念一去不复返。
艾伦·沃尔夫关于中产阶级道德研究的访谈可以用来说明经济变化滋生不信任的一些方式。与欧洲人不同，美国人不太认为经济不平等本质上是不公正的或标志着某种根本上就不公平的社会制度。不少受访者对公司裁员表示理解，并指出它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持竞争力；也有不少人对工会提出质疑，认为它们试图在不提高生产率的情况下保留工作岗位和待遇。不过，他们也批评了由于新的、无情的竞争造成的不忠于职守，以及企业负责人在把工资减半的同时又为自己保留大量特权。 [15] 面对20世纪90年代企业的裁员和收入减少，人们不得不把自己对工作单位的忠诚进行分配和限定，这种情况比他们上一代人要严重得多。在一个盛行兼职或做临时工、给人当顾问、频繁跳槽的新世界里，人们之间的联结虽有增加但都不紧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