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发达国家的信任情况
要在美国以外的国家找到可资对比的说明过去四十年中社会信任度降低的数据殊非易事。唯一一项涉及多国的、提出一系列价值观方面问题的调研是由密歇根大学的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VS）。遗憾的是，用这些数据无法测量历时的趋势，因为该项调查只实施过三次（分别在1981年、1990年和1995年，而且至笔者写完本书之时还未获得1995年的数据）。我们无法只根据每个国家两个时间点的数据来发掘什么历时的趋势；而且在1965—1981年间，很多重大的变化不仅发生在价值观领域，也发生在犯罪和家庭方面。仅靠每个国家两个时间点的数据我们无法做出历时趋势的结论；而且在这段时间里，变化不仅发生在价值观领域，同样也发生在犯罪和家庭方面。
虽然数据集不大，但如果我们将世界价值观调查中所提到的问题视为与信任有关的问题，就可以发现有些情况同在美国身上看到的差别不大。 [83] 与信任相关的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与对主要社会机构的信任有关，另一类则与伦理价值观念（ethical values）有关。有必要再次指出，信任是共同的伦理行为规范的副产品。如果人们承认其行为并不那么值得信赖——比如说他们比较愿意接受贿赂、在出租车费收取上敲诈或在纳税申报单上弄虚作假——这样信任他人的客观基础就比较薄弱，而无需理会人们被直接问及信任情况时做出了何种回答。
针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十四个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显示，1981—1990年间，许多国家民众对该国大多数机构的信任度都下降了；奇怪的是，只有新闻出版界和大公司在大多数国家中赢得的信任在增加。 [84] 尤其是权威的传统来源——例如教会、军队、司法体系以及警察部门——受信度的下降在大多数国家表现得明显。 [85] 世界价值观调查中还有一些针对伦理价值的数据可以同信任关联起来，比如人们是否曾动念获取本不属于自己的利益、乘坐公交系统时逃票或在报税时弄虚作假。 [86] 大多数发达国家中，根据人们的自我报告，他们对避免从事欺诈行为的自我约束力似乎也在下降。
考虑到美国民众惯于反对政府的政治传统，美国人比欧洲人更不信任政府就不足为奇。 [87] 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表明，1997年，56%的美国人声称他们不信任政府，而针对欧洲五国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欧洲的相应比例只有45%。认为政府效率低下、浪费资源的美国民众也比同样持此看法的欧洲民众多。不过，有证据表明，欧洲人对政府不信任的态度在某些方面开始同美国人接近。1991—1997年间，认同“政府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控制过多”这一观点的欧洲人从53%上升到61%（1997年持此看法的美国人比例为64%）。 [88]
一定程度上，上述变化印证了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宣称的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向“后实利主义”（postmaterialist）价值观的转变。 [89] 按照英格尔哈特的解释，实利主义者重视经济安全和人身安全，而后实利主义者重视自由、个性表现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在世界价值观调查和欧盟委员会的“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调查的基础上，英格尔哈特提出，欧洲主要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了向后实利主义的转变，并且认为在发生转变的国家里，通过增进民众的政治参与和对公共政策事务的关注，这一转变将有助于民主的质量。
不过，也可以用与英格尔哈特不同的方式来解读他得到的数据。他所使用的“实利主义”、“后实利主义”的标签也会产生误导，因为它们意味着处于前一类别的人们会出于私利来关注自身经济上的或个人的需求，而处于后一类别的人们会对诸如社会公平和环境问题这类涉及面更广的事情感兴趣。可是，对于前一类人也可以这样解读，他们愿意遵从各种大的公共机构的权威（比如警察部门、公司和教会），而后一类人会更加个人主义化，以牺牲团体为代价来要求自身权利被承认。毫无疑问，个人主义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可过度的个人主义会让社会凝聚难以实现，从而给民主带来负面影响。向后实利主义价值观的转向因此可能意味着某些类型社会资本的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