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在美国
罗伯特·帕特南为证明美国社团成员数量下降而搜集的数据令人叹为观止，除了上面引用过的调查数据外，还包括从童子军（Boy Scouts）到家长—教师协会等各组织成员的数据、来自各类纵向研究的平行数据、有关美国人一周生活的详细时间预算的研究数据。帕特南指出，许多传统社团，比如友爱互助会（Moose）、慈善互助会（Elks）、基瓦尼斯俱乐部（Kiwanis）、圣地兄弟会（Shriners）等其他“千奇百怪”的组织，其成员数量都在减少，另外，根据普通社会调查的数据，从1974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受调查者中属于社团组织成员的人数减少了约四分之一。
大体来说，只有当人们真正了解联结不同社会群体的各种纽带（即我前文所说的“正信任半径”）在定性上的重大差别时，帕特南的论点才站得住脚。更具体来说，烟草行业的利益会催生一个团体，向国会游说为烟草业降低消费税，但大多数美国人会认为，这种团体的活动与人类家园国际组织（Habitat for Humanity）这种以信仰为本的团体（它组织了市中心贫民邻里街区的房舍建设）迥然不同。前一团体拥有大量社会资本，也实现了合作目标，但大多数团体成员都是有动机的（有人猜测主要是因为所获的薪俸），并且他们也很少有动力去其利益群体之外寻求合作。另一方面，人类家园组织则相较而言拥有更多的共同价值，并且能够发展出超越其当前团体的价值，从而在整体上创造出更高层次的社会资本。代表着银行业、医疗行业、保险业和其他利益群体的大型游说团体的增加是不可回避的现实，但人们会质疑这些团体是否在其成员中建立起了其他类型的合作联结。
基于常识的道德理性会告诉我们，烟草游说团伙和人类家园组织还有另一个重大区别。前者直言不讳地称自己要为华盛顿的烟草制造商争取更多利益。人们可以辩称，民主政治体制允许社会中所有大型利益集团拥有自己在政治上的代表。但另一方面，利益集团政治有明显的缺点：通过投资选举来换取政治上的影响力，会加重民主政治过程中选举人的犬儒主义。正如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所指出的，既得利益群体的积聚会导致寻租和其他寄生形式的妨害经济发展的行为。 [69] 人类家园组织则不同，它不会从联邦政府那里牟利或寻求补贴，它的明确目标是为有需要的贫民建造他们买得起的住房。其实，两种类型的群体对于一个成功的现代社会都重要，但我们对健康的公民社会的看法，会根据这个社会充斥的完全是商业利益群体，还是完全由慈善性的志愿组织占据，而截然不同。任何有关美国公民社会已经衰落的观点都必须基于对这两类群体的辨析基础之上。
康涅狄格大学的埃弗里特·拉德（Everett Ladd），多年来一直在主持罗珀（Roper）调查，他在《拉德报告》（The Ladd Report ） [70] 一书中，实际上对帕特南有关美国公民社会的数据进行了逐一质疑。他在该书一开始就批评帕特南没有把美国社会的众多新兴团体计算在内，但考虑到美国的幅员辽阔和多样化特点，这一任务实在棘手。他所举的一些例子十分具有说服力。例如，帕特南指出，家长—教师协会（PTAs）的成员数量从1962年的1 210万人锐减到1982年的不到530万人，此后略有增长，但如果将此成员数量转换为全美范围内每名学生所拥有的家长—教师协会成员数，则三十年来这一比率在持续下降。 [71] 拉德则指出，家长—教师协会成员数量的减少不是因为家长参与少了，而是他们转而加入到这些协会的分支机构——所谓的家长—教师组织（PTOs）。这些组织不向全国性的协会交纳会费，与教师联合会也没有紧密的联系，而且大体来说组织形式松散。一项由拉德和罗珀中心共同主持的调查认为，在大多数学区 [72] ，家长—教师协会的数量减少到大约是该区全部家长—教师组织数量的四分之一。因此，过去三十年中家长对子女教育的参与实际上是在单纯地增长，这一点可以被家长自我报告的参与学校相关活动的调查数据所证明。
其他类型的组织也同样经历了家长—教师协会的遭遇。比如成员全为男性的“兄弟会”组织（“animal”organizations）衰落了；而另一方面，过去十年中，非正式的艾滋病互助组织数量激增，其成员数量很难准确估量。 [73] 美国儿童如今选择玩起了足球而不是加入少年棒球联合会（Little Leagues），但没有证据说明人们投入在围绕体育运动展开的社交活动上的时间总体上减少了。
人们花了很多力气对美国的团体和协会进行统计调查。美国商务部1949年开展的一项调查估算出，美国社会中有201 000个不同层次的非盈利的志愿性的商贸组织、妇女团体、工会、公民服务团体、午餐俱乐部 [74] 和专业协会。 [75] 非营利部门比较研究计划的负责人莱斯特·萨拉蒙（Lester Salamon）估计，截至1989年，美国有114万个非盈利组织，整体而言其增长率远远超过人口的增长率。 [76] 要想对现代社会中所有类型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和小圈子进行全覆盖的调查统计几乎是不可能的，仅仅一项针对扬基城（Yankee City）的研究就在17 000人的社区中调查出22 000个不同的团体。 [77] 技术变迁又改变了社团的形式。举例来说，随着20世纪90年代个人电脑的普及，在线讨论组、聊天室、邮件讨论组突然大量涌现，对此我们该做出何种解释呢？ [78]
普通社会调查数据并没有明确指出参与各种社团的人数下降了，但它就不同类型的组织的成员数量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问题，涉及工会、专业协会、兴趣小组、运动俱乐部、互助会和教会群体等。很难寻觅出某个强劲的趋势；有些类型的组织如工会其成员数量减少了，而另一些类型的组织如专业协会其成员则增多了。 [79] 另外一些来源的数据则表明公民参与的程度在提高。比如，1998年由美国广播公司（ABC）和华盛顿邮报联合开展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过去一年中承认自己参与过志愿工作的受访者的比例从1984年的44%增加到1997年的55%。另一项关于受访者是否参与过任何慈善或社会服务活动的调查结果为，回答“是”的人数比例从1977年的26%上升为1995年的54%。艾伦·沃尔夫根据对美国中产阶级的访问调查推测，由于不太看重兴趣小组、社会团体这类组织，受访者在说到参与社团的情况时往往自打折扣。接受艾伦亲自访谈的人们则表示所参与的志愿活动以及参与时间都变少了，这又与他们对自己生活中充满着各种社会活动的状况总结相矛盾。不过，人们所属的组织往往是市民组织或宗教组织，而不仅仅是一般性的社会组织或互助会。 [80] 有两项调查证实了社会信任程度和社团成员数量二者吊诡的分裂现象，分别是针对高中毕业生的“追踪未来”调查（其结果显示受调查者对社区事务和志愿工作参与增加了但对他人的信任度降低了） [81] ，以及一项针对费城的调研 [8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