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道德价值和公民社会
在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度过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这数十年的居民，恐怕鲜有人察觉不到在这一时期内所发生的价值观的巨大变化。这些发生在规范和价值领域的变化错综复杂，可以大致归结为日益增长的个人主义。用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的话说，传统社会的自由选择空间不大而联结纽带（比如同他人的社会联结）众多：人们在婚姻对象、工作、居住地或者信仰问题上没有太多自主选择的机会，但经常受到来自家庭、宗族、社会地位、宗教、封建义务等压迫性联结的约束。 [54] 现代社会中，个人的选择余地大大增加，将他们绑缚在社会义务之网中的纽带联结也大为放松。
在最乐观的情形下，现代生活也没有将上述联结纽带全然抛掉。实际上，由固有的社会阶级、宗教、性别、人种、民族等所形成的被动的纽带和义务被自发建立的联结所取代。并非人们同他人之间的联系减少了，而是他们只同他们选定的人建立联系。工会和专业团体取代了职业等级（occupational caste）；人们可以选择加入五旬节教派（Pentecostal）或者成为卫理公会派（Methodist）信徒，而不一定非要到国家教会（state church） [55] 做祈祷；由子女自己而不是他们的父母去选择婚姻伴侣。从某种意义上，互联网技术具有把人们自发的社会联结提升到他们不曾梦想过的新高度的潜力：人们可以基于任何一种共同兴趣而在世界范围内相互联系，从禅宗佛教到埃塞俄比亚美食，所处位置再也不成其为障碍。
无数学者，包括彼得·伯格（Peter Berger）、阿拉斯代尔·麦金尔泰（Alasdair McIntyre）和达伦多夫自己都曾指出，这一乐观的场景的问题在于，传统纽带的消解并不仅止于代表着传统或专制社会的压迫性联结的解除，它还继续侵蚀着那些恰为自发制度奠定基础的社会关系，而现代社会就需要这样的自发制度。因此，人们不仅会质疑来自专制君主和宗教领袖的权威，也会质疑民选官员、科学家和教师的权威。他们会在婚姻和家庭义务的约束下发生龃龉，尽管这是他们自己自愿做出的承担。他们也不愿被宗教灌输的道德教诲过多地束缚，尽管他们随时可以自由加入或退出他们所选的教派。个人主义，作为现代社会的基底，开始将自由民曾引以为豪的自给自足引向某种狭隘排外的自私自利，而最大限度的发展个体自由却无视对他人的责任将导致个体自由的最终丧失。
在自由选择余地之大前所未有的社会里，人们反而更加憎恶那些残存的束缚他们的联结纽带。这种社会的危险在于，人们会蓦然发现他们在社会中处于孤立的境地，虽然可以自由地同人交往，却无法做出能让他们在真正的社团中相互联结的道德承诺。20世纪90年代浮现的有关社会资本的争论，实际上关乎的是创造和维系自发性联结的可能性，这种联结又为人类群体出于功利的或崇高的目的而产生的集体行动提供了可能。
大断裂时期出现的有关社会规范的种种变化，要概括其大体面貌并不难，但要以实证方式来论述它就殊非易事。对此，至少有两种解决办法：第一，借助调查人们价值观和行为的直接访问材料；第二，对构成现代公民社会的社会机构、团体和组织的数量和质量直接进行测评。
罗伯特·帕特南曾指出，美国的这两类资料反映出同一个动向：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组织机构和人们彼此之间的信任减少了，同时团体数量和团体成员的数量也减少了。他认为这两种现象应该具有联系，这一见解不无道理，也就是说，在公民社会中，信任对于人们在一起工作以及加入团体组织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二者都可以用来测量社会资本。 [56]
然而，事实表明，信任和团体组织的成员人数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尽管人们间的信任程度明显下降了，但有大量资料表明，种类繁多的团体组织及其成员数量实际上在增加。
在美国以外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在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人们对政客、警察和军队这类传统类型的权威的信任下降了，那些本该构成信任关系之基础的自我报告的道德行为（self-reported ethical behavior） [57] 也不如从前了。与此同时，有证据表明，不仅团体种类和团体成员的构成发生了变化，总体上参与团体的人数也在增加。
在公民社会看来运转良好的同时，怎么会出现人们道德冷漠的表现大为增多呢？又怎么解释社会转向更深重的个人主义呢？答案与“道德的微型化”（moral miniaturization）有关：虽然人们继续参与团体生活，但团体本身的权威性在下降，其所营造的信任半径也在缩小。总体上看，能为社会共享的价值观越来越少，而团体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多。
信任在美国
信任是构成社会资本的合作性社会规范的主要副产品。 [58] 假如人们如所想的那样信守承诺、奉行互惠准则、拒斥机会主义行为，团体就很容易形成，如此形成的团体也更有能力达至共同的目标。
如果信任可以作为衡量社会资本的重要指标，就会有很明显的指征说明社会资本在减少。很多美国人都意识到，人们对以美国政府为首 [59] 的各类机构的信任在逐步减少，到20世纪90年代降至历史低点。1958年，73%的受调查的美国人声称自己相信美国政府“大多数时候”或“几乎总是”能做正确的事。到了1994年，这一比率跌落到15%（根据民意调查结果），只是在1996—1997年间，信任度才再度有所回升，稳定在20%多的水平。与此对照的是，认为政府“从不可信”或只是“有时可信”的人，从1958年的占受调查人数的23%上升到1985年的85%（在随后的年份有小幅下降）。 [60]
其他大多数美国公共机构的情况也只是略微好点而已。公司、劳工组织、银行、医药业、宗教组织、军队、教育机构、电视媒体和出版机构，都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期间遭遇了人们对其信任的下降。 [61] 在政府机构中，只有最高法院让美国人感觉“十分”可信而不是“难以”相信，行政部门的情形则相反，国会的情况最糟。只有科学共同体拥有相对持久稳定的受信任度。 [62]
公共领域的信任变弱的同时，私人领域的信任——它是公民间形成的合作关系的副产品——也在减少。有调查曾提出这样的问题：“一般情况下，你会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信的吗，还是说你觉得与人交往再怎么小心也不为过？”结果显示，在20世纪60年代，倾向信任他人的美国人比倾向不信任的多10%，此后情况发生变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倾向不信任者超过倾向信任者20%。尽管有人认为不信任是体现在婴儿潮一代的特定现象，但图2.6显示出不信任现象在1958—1972年间出生的高中生那里也有类似的增长。温迪·拉恩（Wendy Rahn）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该研究还表明，不信任现象在“被遗忘的一代”比婴儿潮一代更严重 [63] ，而后者又比其父辈一代的社会信任度要低。 [64]
美国内部，不同种族群体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信任。非裔美国人远比其他种族群体不信任感强烈：80.9%的黑人会认为他人不值得信赖，而抱此看法的白人比例是51.2%，此外，60.6%的黑人会认为别人不会公正待人，而抱此看法的白人比例是31.5%。 [65] 拉美裔的不信任感比非裔稍好，亚裔族群的信任感还是更高些。年长者较年轻者更容易产生信任，教众与非教众也是如此（不过原教旨主义者比主流教派信徒的不信任感要严重）。信任与收入水平有关，更与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大学及以上教育水平的人相对更能用和善的眼光看待世界。 [66] 最后，郊区居民比大城市居民更容易表现出信任。
图2.6 1975—1992年间高中毕业生群体中的信任度
资料来源: Tom W. Smith，”Factors Relating to Misanthropy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et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6 (1997): 170-196.
有必要提醒的是，信任就其自身而言，不是一种道德品质，而是品德的副产品；只有当人们分享诚实互惠的行为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合作，才会产生。过分自私和投机取巧会摧毁信任。很难直接测量自私的程度，但在美国人中间肯定形成了“如今人们更加自私”的看法。例如，社会学家艾伦·沃尔夫（Alan Wolfe）的“中产阶级道德研究项目”对大量不同阶层和群体的美国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很大一部分人同意这样的判断：与二十年前相比，“美国人更自私了”。 [67] 除有关信任的问题外，普通社会调查（GSS）也问及人们是否公正和乐于助人。对于前者，结果显示，1972—1994年间，人们的公正程度略呈下降趋势，而关于后者则看不出任何变化趋势。另一方面，针对高中毕业生的“追踪未来”调查显示，1976—1995年间，高中毕业生信任他人的程度和对他人是公正的和乐于助人的所怀有的信心明显都在持续下降。 [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