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若干社会规范方面的重大改变造成了大断裂，主要涉及与生育、家庭和两性关系有关的那些社会规范。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性解放运动和女权主义深入到办公室、工厂、邻里街区、志愿团体、教育界，甚至军队之中。性别角色（gender roles）的改变对公民社会的性质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家庭和社会资本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首先，家庭构成了最基本的社会合作单元，在此单元中，父母需要共同努力来孕育子女，并教育和帮助他们适应社会。让社会资本 的概念大行其道的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将这一术语定义为“存在于家庭关系和社区社会组织中的、有益于儿童发展认知和社会生存能力的一整套资源”。 [23] 家庭内部的合作得到一个被生物学所证实的事实的支持，即所有动物都会关照亲属，愿意大量地、不求回报地把资源转让给他们，这样做将大大增进家族群体内形成长期互惠的合作关系的机会。家庭成员彼此合作的倾向不仅有利于孩子的抚养，对其他如商业经营之类的社会活动也不无助益。即使在如今由非个人独有的、等级制的大公司一统天下的时代，由家庭经营占主导的小型商业安排就业的人数，占到美国经济私营部门雇员的20%，同时也是新技术和商业实践的重要摇篮。 [24]
但另一方面，过分依赖亲属关系会给家庭之外的广阔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像中国、南欧和拉美等许多地区的文化，倡导所谓的“家族主义”（familism），把加强家庭和亲属的纽带关系凌驾于其他社会义务之上。这就造成一种双重道德，它对所有类型的公共机关的道德义务都不及对亲属的道德义务。就像在中国文化中那样，家族主义受到盛行的伦理体系即儒教文化 [25] 的推崇。在这种文化中，家庭内部的社会资本更充裕，而存在于亲属关系以外的社会资本则相对不足。
19、20世纪之交形成的诸多古典社会理论相信，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家庭的重要性会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形式上更加非个人化的社会联结。这是滕尼斯所说的社区与社会二者间最基本的区别：在现代社会中，当人们需要借贷或聘请一名会计师时，不是依靠他们的叔侄，而是去找银行，或从广告、黄页中找寻。家族主义会导致裙带关系。因此，出于经济效率的需求，人们会基于资质和能力而不是血缘关系来客观地选择商业伙伴、客户和银行服务商。现代官僚机构（至少在理论上）的募员不是来自亲朋好友，而是那些客观上符合工作要求的通过正规考试的人。如此一来，家庭的重要性在所有正通向现代化的社会中都实际上下降了。在殖民时期的美国，大部分美国人依附于家庭农庄而生活，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单元，除了食物之外也生产其他家庭生活用品。家庭要教育子女、照顾老人，考虑到物理空间上的隔绝和交通工具的匮乏，家庭自身也是提供娱乐的来源。在后来的岁月里，家庭的上述功能几乎都被剥离。先是男人接着是女人走出家门到工厂和公司寻找工作，孩子被送到公立学校接受教育 [26] ，老人被送到养老院或私立疗养院，娱乐则由迪士尼、米高梅一类的商业公司来提供。到20世纪中期，家庭的范围缩减到以两代人为核心，其所剩下的功能也就是生育下一代了。
20世纪中期在社会科学中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不将家庭生活当做特别的问题来对待：大家庭（extended families）只会向着小家庭（nuclear families）方向发展 [27] ，以适应工业社会的生活。但到了1950年，家庭的演化并没有停止。大断裂甚至导致小家庭也进入长期的衰落，最终危及家庭核心的生育功能。与经济生产、教育、休闲活动以及其他被放到家庭以外的功能不同，我们尚不能确定在小家庭之外是否有某种替代品可以实现繁衍后代的功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家庭结构的变化会对社会资本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
西方家庭业已发生的这些变化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陌生，它们也在有关生育率、结婚率、离婚率、非婚生育率的统计资料中得到体现。
人口生育
尽管陈述下面这个显而易见的观点似乎有点无聊，但社会资本确实离开人无法存在，而西方社会正陷入人口出生数量不足而难以维持自身发展的境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一代在人口爆炸和全球环境危机的消息中长大，他们中许多人坚定地认为未来人类生存的主要威胁之一就是“人口过剩”。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也这么认为。但对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而言，真正的问题却正好相反：他们正在经历人口减少。
到20世纪80年代，所有发达国家都实际上经过了人口过渡期，这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TFR，平均起来一个妇女一生潜在的生育率）低于维持人口处于稳定水平所必需的生育率（略大于2）。 [28] 图2.3展示了美国、英国、瑞典和日本的总和生育率。某些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和日本，它们的生育率远低于更替生育率（replacement fertility），以至于下一代人的人口总量总比上一代人减少30%。 [29] 由于缺少从次发达国家迁来的移民，日本和多数欧洲国家每年人口数量将减少1个百分点，如此年复一年，到21世纪末它们的人口规模将仅相当于现在的一小半。日本是发达国家中第一个经历人口快速下降的国家，其人口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大幅下降。结果之一便是，虽然由于人口惯性（demographic momentum）的存在，人口总量的增长可以维持到21世纪初，但日本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在20世纪90年代末已开始减少，到2015年，如果没有大规模的移民，劳动力将减少1 000万。 [30]
20世纪最后二十年间总和生育率的滑落已经并且将持续带来十分具有破坏力的社会结果，原因在于这种转变是接着二战后的生育高峰期（生育率相对较高）发生的。由于种种少有人口学家能洞察到的原因，“婴儿潮”（baby boom）这个词只是在个别英语国家被使用，例如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不过这不妨碍像荷兰、丹麦、挪威、法国和德国这些国家也同样在战后经历了生育率的增长。英语国家的婴儿潮始于20世纪40年代晚期，到20世纪50年代晚期或60年代早期达到顶峰，意大利、瑞典和法国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甚至更晚才迎来战后人口生育率的高峰期。
图2.3 总和生育率，1950—1996年
来源：见附录材料
虽然生育率远低于更替水平的现象史无前例，但低生育率并不新鲜。法国的生育率从19世纪就开始下降，且在一战前就已成为担心落后于崛起中的德国的法国决策者的心头大患。20世纪30年代整个欧洲也遭遇了低生育率，一些知识分子开始讨论人口减少的意味和后果。 [31] 不少欧洲国家，例如法国和瑞典，尝试施行鼓励多生的政策，包括给家庭的每个孩子提供补贴以及日间儿童托管、充足的产假（育儿假也在增加）等其他社会服务 [32] 。大多数鼓励多生的政策成本巨大，而实际上对提高出生率没有什么效果。尽管有丰厚的家庭补贴，法国的生育率依旧不高。瑞典以十倍于意大利或西班牙的投入来鼓励公民生育，在1983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里才勉强将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其生育率又发生骤降，如今跌回至1.5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