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测量社会资本
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对“社会资本”一词被广为使用的现象不太满意，前者视其为经济学侵入社会科学领域的表现之一，后者则认为这个概念过于模糊，就算可以测量也殊非易事。而事实上，测量基于诚实和互惠准则形成的合作性社会关系的总存量并非没有意义。如果我们说大断裂对社会资本构成影响，就需要找到实证基础来检验这一说法的真实性。
罗伯特·帕特南业已指出，意大利不同地区的治理水平同该地区的社会资本有关，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在持续下降。他有关美国的结论的实证效度将会在下章进行讨论。不过，他的工作印证了测量社会资本时出现的一些困难。他采用了两种测量社会资本的方法。第一种是根据社会团体和团体成员的信息，从体育俱乐部、合唱团到兴趣小组和政治党派，也包括选民投票率这类政治参与指数以及新闻报纸读者数。此外，还有许多更为详细的关于人们如何度过清醒时间的时间分配调查数据和类似指标。第二种是根据调查研究，比如美国的“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和涵盖四十个国家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它们针对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美国的社会资本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这一论断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无数学者要么以反例来说明社会团体和团体成员数量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保持增长，要么认为现有的数据完全没法把握像美国这样的复杂社会的团体生活的真实情况。 [28] 我们将在第二章中考察这些论据。
除了是否能够全面统计团体和团体成员数量外，在社会资本的测量上至少还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存在。首先，社会资本具有很强的定性特征。一个保龄球联合会或一个园艺俱乐部，可能如托克维尔所说，是培养合作和公益精神的学校，若从育成的集体行为的类型来看，它们显然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或者摩门教会这类机构明显不是一码事。保龄球联合会起码不会去攻袭海滩。对社会资本的合格的测量需要考虑到一个团体能够实现的集体行为的性质——包括集体行为的内在困难、团体行为的成果的价值、在不利环境下是否能够完成等等。
第二个问题与经济学家说的团体成员的正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或者可称为的“正信任半径”（positive radius of trust）有关。外部性是指对某一特定行动之外的一方造成的收益或成本。比如给自家草坪除草、保持房屋整洁对邻里就具有正外部性。污染则是不制造它却必须承担其成本的典型事例。虽然一切团体都需要社会资本来维持运转，但有些团体能够在其成员之外建立信任纽带（从而形成社会资本）。正如韦伯指出的，新教不仅将诚实播撒给教区内的非教徒，也将之推广给全人类。而另一方面，互惠原则只能在团体中的一小撮成员中共享。美国退休人员协会有3 000万会员，但不能仅仅因为其中某两位会员都向组织缴纳了会员年费，就认定他们彼此会相互信任或达成协作。
最后一个问题在于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有些团体有意助长对外的排斥和憎恨态度乃至暴力行为。三K党、伊斯兰国家派 [29] （Nation of Islam）和密歇根民兵组织（Michigan Militia）拥有社会资本，但一个由这类团体构成的社会恐怕不会受欢迎，甚至不会走向民主。这类团体很难相互形成合作，将其成员组织在一起的排外性纽带，使它们与周遭环境的影响相隔绝，从而降低了这些团体的适应性。
有必要明确指出的是，想基于团体普查而得出一个可靠的数字，以此展示像美国这样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的社会资本，几乎不可能。我们现有的经验数据，只涵盖实际存在的团体的一小部分，可靠性也参差不齐，并且没有统一的方法来判断这些数据在定性上的差异。
那么，我们该如何判定某个社会的社会资本总量是增还是减呢？一种解决办法是更多地依靠两种间接数据来源：信任度和价值观的调查数据。许多长时段的社会调查直接向受调查者提出与社会合作相关的问题，比如他们是否信任他们的同胞，是否会接受贿赂，或者会出于个人利益而去撒谎。调查数据当然会存在多方面问题，比如受调查者会因问题的叙述方式以及谁来发问而态度变化，还有数据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内缺乏一致性。一个常见的提问是，“大体而言，你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信的还是说与人打交道时越小心越好”（“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价值观调查”中都包含这个问题），凭借此类问题，不会得出有关受调查群体的信任半径的准确信息，人们同家人、族人、教友和陌生人等形成合作的意向强弱也不会从这类问题中获知。不过，毕竟有这样一类数据，就其展现了总体趋势而言它们还是可用的。
还有一种替代方法来测量社会资本。不是把它作为一种正向价值来测量，而是去测量其缺乏的程度，这样做可能更加容易，可以通过传统的对社会功能紊乱（social dysfunction）状况的测量来实现，比如犯罪率、家庭破裂和吸毒状况、诉讼案件数量、自杀和逃税人数等。推论的根据在于，如果社会资本反映出合作规范的存在，那么社会越轨（social deviance）就反映出社会资本的欠缺。虽然社会功能紊乱指标也不是没有问题，但它远比团体成员之类的数据要丰富得多，并且比较而言更容易获得。这一策略曾被全国城市重建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Civic Renewal）用以测量公民离散（civic disengagement，按，指公民之间联结感的下降）的情况。 [30]
值得一开始就注意的是，用社会越轨方面的数据来反向测量社会资本有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它忽视了社会资本的分配。如同通常所说的资本在某一社会中分配并不平均一样（由财富和收入分配的研究测出），社会资本的分配也往往出现不均的情况：既有由社会化程度和自组织能力高的人群构成的阶层，也同时有处于极度原子化和社会病态（social pathology）的人群。用社会越轨作为社会资本的替代，有点儿像用贫困数据来测量社会总体财富，以这种方式看，美国就是发达国家中比较穷的一个国家了。
基于上述不同的考虑，本书在评估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社会资本变化趋势时将着眼于三大类资料：1）犯罪资料，主要根据全国刑事司法机构的自陈报告得来；2）家庭资料，包括仍是从国家统计部门获得的生育率和结婚、离婚、非婚生育的数字；3）关于信任、价值观和公民社会的调查资料。我们将在第二章中呈现这些资料，而后第三章考察对大断裂的传统解释，这些解释大部分都有缺憾。第四和第五章讨论每一个被我们关注的现象其产生的具体原因。
在社会功能紊乱的一系列指标中，引入家庭方面的数据会引发众多争议。有些人认为，没有什么“常规”类型的家庭。20世纪50年代以来家庭结构上发生的重大变化，仅仅反映了家庭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转变。家庭能产生社会资本，但正如前文曾引述的中国和拉丁天主教国家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家庭也可能成为阻碍对外合作的壁垒。在我看来，家庭规范除了可以产生社会资本，它对于向下一代传承社会资本也意义重大；此外，类似由单身女子主导的家庭快速发展的现象，在我看来是非常消极的社会发展。我会在第六章对上述观点进行论证。
有些类型的社会资本指标本可以发挥作用，但在本书中未予采用。其中一个是社会的诉讼水平。美国人以好打官司闻名，人均拥有的律师数量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在不少美国人看来，以前握握手就能解决的问题现在似乎要在法庭上死磕到底。看上去芝麻大的或纯属荒唐的事情闹到对簿公堂——比如某个女人因在麦当劳自己把热咖啡溅到身上就要求店家赔偿，或者孩子状告父母“不当生育”（错在没去堕胎），从而造成诉讼数量的明显增长，这几乎可以看作社会信任水平——更不用说共识了——下降的证据。
遗憾的是，很难得到不同层次可资比较的民事诉讼数据，而由于采用习惯法（common law）和采用成文法（civil code）的国家存在较大差异，解释这些数据更是难上加难。另外，还不能肯定地说美国诉讼数量的增多就是社会资本下降的标志。美国往往利用侵权法来替代政府监管：比如，政府不会安排一个专门机构来监管游泳池和过山车的安全，主要依靠公民个人对诉讼权利的运用，以向游泳池和娱乐场的运营者索赔大量金额为震慑，令其不敢在关涉公共安全的事情上造次。如此说来，诉讼数量在美国增多实际上是一个积极的社会资本指标：在解决争端上不是诉诸自上而下的官方权威，作为私人的各方，尽管有一大批被付以高薪的律师帮助，但终究是在他们自己中间寻求合理的解决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