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
假如我们能就人类社会需要约束和规则这一问题达成广泛的认同，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由谁的规则来做主？”
20世纪末的美国社会富有、自由和多元，在这里，文化一词业已同选择这个概念相联结。也就是说，文化是艺术家、作家或其他富有想象力的人根据其内心呼唤（inner voice）而进行选择性创造的结果。对那些略欠想象力的人来说，文化是他们选择去消费的艺术、美食和娱乐。作为一种浅层次的但也是日常的文化，饮食尤其具有民族多样性：它在文化多元性上的意味是，人们可以在中国、意大利、希腊、泰国或墨西哥餐馆中选择自己的最爱。那些更重要的文化上的选择也一样等待着人们的参与，正如伍迪·艾伦（Woody Allen）塑造的银幕角色那样，当他得知身患癌症晚期后，疯狂地试图从佛教、印度教克利须那派、天主教或者犹太教那里寻找慰藉。 [14]
另外，正如我们所受教的，相互竞争的那些文化主张很难区分出彼此的高下。在道德情操的层级谱系中，宽容居于高位，而道德主义（以一己之道德观或文化规则来试图对他人进行评判）则坏之又坏。“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口味偏好的事没法解释；就像各民族的饮食口味偏好一样，我们无法对一组道德规范是否优于或劣于另一组做出评判。不仅左翼中支持多元文化主义者如是告诫我们，连那些右翼自由派经济学家（他们将全部人类行为都化约为对最基本的个体“偏好”的追求）也如是说。 [15]
为了避开文化相对主义的问题，本书不将重点明显放在文化规范方面，而是关注社会规范中构成社会资本的那套子集。社会资本可以被简单定义为：一套为某一群体成员共享并能使其形成合作的非正式的价值和规范。如果群体中的成员希望其他成员的所作所为诚实可靠，那么他们就会开始建立彼此间的信任。信任就像润滑剂一样，帮助集体和组织的运转更加有效。
共享价值观或规范的过程本身并不产生社会资本，因为被共享的价值观可能是错误的。有实际可参的例子，例如意大利南部，就是一个举世公认的缺乏社会资本和总体上没有建立相互信任的地区，尽管这里有强大的社会规范。社会学家迭戈·甘贝塔（Diego Gambetta）讲述过如下一则故事：
一个退休的（黑手党）头目讲述他青年时代的经历，说起也是黑手党的爸爸曾让他爬上一堵墙然后让他往下跳，并保证会在下面接住他。开始他不乐意，但经不住老爸的坚持还是跳下去了，结果摔了个脸贴地。他的老爸就是借此事来向他传递一条生存智慧，简单来说就是，“你必须学会谁也别信，爹妈也不例外”。 [16]
黑手党有一套被称为“保密帮规”（l’omerta）的极其严格的内部行为准则，黑手党徒被认为是“光荣的人”（men of honor，也译为“君子”）。不过，这些准则只在黑手党内部的小圈子中被奉行，在西西里岛的其他地区，社会普遍奉行的准则可以被概括为“在一切可能情况下利用直系亲属以外的人，不然他们就会先这样利用你”，或者像迭戈举例说明的那样，就算是家人也不一定靠得住。显然这类准则不会催生社会合作，而它对政府良治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已被广泛证实。 [17] 意大利腐败丛生，对该国政治制度侵害严重，而意大利南部则是腐败的源头地，同时也是整个西欧最贫困的地区。
比照起来，能带来社会资本的社会准则必须确实包含此类美德，比如诚实、守诺、互惠。不必惊讶，这些准则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同清教价值观相一致，而后者被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是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一切社会都或多或少拥有社会资本；它们之间的真正区别在于我姑且称之为的“信任半径”（radius of trust） [18] ，它指的是，像诚实和互惠这样的合作性社会准则在一定限度的人群范围内共享，并且拒斥与同一社会中该群体以外的其他人的共享。家庭无论在哪儿都显然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在美国，不管父母对他们十来岁的孩子印象多么不好，这个家庭还是更愿意信任自己家庭的成员并与之合作，而不是其他陌生人。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生意都始自家族生意。
不过，家庭团结有多大力量在每个社会都不一样，而且会因其他形式的社会义务而有所不同。某些情况下，家庭对内和对外的信任和互惠联结可能出现逆相关；当一方十分强大时，另一方往往较弱。在中国和拉美国家，家庭内部关系紧密而团结，但很难信任陌生人，在公共生活中的诚实与合作度也十分低。其结果则是任人唯亲和公共领域的腐败丛生。在韦伯那里，新教改革之所以重要，不是它倡导了个体经营者的诚实、互惠和勤俭，而是因为这些美德历史上第一次在家庭以外被广泛践行。 [19]
在没有社会资本的情况下，利用一系列正式的协调机制，比如契约、等级制、各种规章和法律体系等等，也完全有可能打造完美的集体。不过，非正式规范可以大幅减少经济学家所谓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即对契约进行监督、缔结、调整和强制执行所需的费用。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社会资本还可以造就高水平的社会创新力和群体适应能力。
社会资本带来的好处远远超出经济领域。它对缔造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存在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属于群体和社区的领域）至关重要。自柏林墙倒塌以来，公民社会成为前共产党国家关注的焦点，被认为是民主成功的关键所在。社会资本使一个复杂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得以团结在一起，捍卫他们的共同利益，否则这些利益就可能为一个强大的政府所罔顾。 [20] 公民社会与自由民主的联系非常紧密，刚刚故去的学者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1925—1995）甚至曾提出这样的观点，自由民主是公民社会实际上的代表（proxy）。 [21] [22]
尽管社会资本和公民社会被普遍赞颂为值得拥有的好东西，但他们也不总是带来益处。合作是一切社会活动（无论好坏）的必要条件。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部对话录，在书中苏格拉底与一群朋友展开何谓正义的讨论。在该书第一篇，苏格拉底对忒拉绪马霍斯（Thrasymachos）说，即使在一帮强盗中间也一定存在正义感，不然他们没法成功地进行打家劫舍活动。黑手党和三K党也是美国公民社会的组成部分，他们都拥有社会资本并对社会健康构成危害。在经济生活中，某种集体合作对某种生产方式是必要的，但当技术和市场发生变化时，可能就需要同另一组集体成员进行不同类型的合作。在早先时期能促进生产的互惠式社会联结在后来的时代变成阻碍，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日本企业中出现过。还是用经济学的比喻，这种情况下的社会资本可以说是废弃物，要计入国家资本账户的损耗中。
社会资本有时可能被用来实现破坏性的目标或者不再适用于当下社会，但这并不能推翻它在一般情况下对社会是个值得拥有的好东西这一基本推断。说起来，实物资本也不总是好东西。它不仅会过时，也能用来生产突击步枪、酞胺哌啶酮类药物（按：一种可能导致孕产儿畸形的镇静药）、无聊的消遣和形形色色的社会“有害物”。不过社会自会用法律来阻止最糟糕的社会有害物（出自实物资本或社会资本）的产生，社会资本的大部分用途并不见得就比实物资本的产品差多少。
大多数使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人也支持上述观点。“社会资本”这一术语最早是1916年由莱达·贾德森·哈尼范（Lyda Judson Hanifan）在一篇描述乡村学校社区中心的文章中使用的。 [23] 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其经典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也使用了该术语，她在书中阐明，密集的社会网络存在于功能复合的老城区中，它们形成了某种增进公共安全的社会资本。 [24] 经济学家格伦·劳里（Glenn Loury）和社会学家伊万·莱特（Ivan Light）在20世纪70年代使用它来分析贫民区的经济发展：非裔美国人在其社区内部缺乏亚裔美国人和其他族群中存在的那种信任关系和社会联系，这十分有助于理解由黑人组成的小型企业相对稀少的现象。 [25] 20世纪80年代，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 [26] 和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将社会资本的概念移用到更广泛的领域，帕特南的应用带来了一场有关社会资本的作用对公民社会影响（在意大利和美国）的激烈讨论。 [27]
托克维尔，这位从不使用社会资本概念却真正完全清楚地懂得其重要性的法国贵族和旅行家，也许才是有关社会资本最为重要的理论家。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克维尔观察到美国与自己祖国法国存在鲜明对比。美国社会富于“结社的艺术”（art of association），无论出于大事小事，民众都习惯集聚起来，自发组成社团。美国的民主和有限政府的制度之所以行之有效，全在于美国人民非常善于为实现公民意愿和政治目的而结社。事实上，这种社会自组织能力不仅意味着政府不必依赖等级制度自上而下地推行命令，并且，公民社团也是能够培养人们合作习惯的“自治学校”，人们也会把这种习惯带入到公共生活中去。有人揣测，托克维尔会支持这样一种观点，没有社会资本，就不会有公民社会，而没有公民社会，就不会有成功的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