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该是回到大断裂并追问接下来将会如何的时候了。我们难道注定要滑入社会失序和道德沦丧状况日益严重的境地么？或者，我们有理由期待大断裂只是一个暂时的状态，美国和其他经历了大断裂的国家会成功地为自己重塑规范？假如规范真的得到重塑，那会采取的是怎样一种形式？它是自发产生的，还是需要政府通过公共政策来介入呢？或者，莫非我们需要守候某些难以预料乃至很可能无法控制的宗教复兴来恢复社会价值观？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曾画出一个四象限图，在其中分出了秩序的四种性质，即自然的、自组织的、宗教的和政治的。这些秩序的来源哪一个会被我们在未来加以利用呢？
这些问题中最容易回答的是第一个：由于启蒙运动的出现、世俗的人文主义（secular humanism）或其他深厚的历史根源，造成了不可避免的长期的道德衰退，大断裂的出现并不代表这种衰退走到了尽头。除了文化上对个人主义的重视已深深扎根于传统，大断裂还有更多直接原因，诸如从工业经济向后工业经济的转变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要回答大断裂之后会怎样这一问题，也许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看过去的大断裂。随着时间推移，社会秩序的指标会上升也会下降，这说明尽管社会资本看上去往往处于不停减耗的过程中，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其总量也会增加。据特德·罗伯特·格尔（Ted Robert Gurr）估算，13世纪英国的凶杀率要比17世纪该国的凶杀率高出三倍，17世纪又高出19世纪三倍，19世纪早期伦敦的凶杀率是20世纪70年代伦敦凶杀率的两倍。 [1] 无论是谴责道德沦丧的保守主义者还是盛赞个人选择增加的自由主义者，有时在他们口中仿佛我们一直在与17世纪初的清教徒价值观渐行渐远并逐步发展出今天的价值观。不过，纵然在这一漫长时期里，显现出向更大程度的个人主义发展的长期趋势，但行为方式出现过许多起伏变化，这说明社会完全有能力通过道德准则来加强对个体选择的约束程度。
19世纪就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形。本书开篇我就提到，社会学的一众经典巨著，就是为了描述诸如北美和欧洲这些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国家所发生的规范转变而撰写出来，这一转变体现为对社区和社会的二分。这种转型首先发生于英国，接着是美国，两个最早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稍晚于它们发生转型的则是欧洲大陆各地。大量证据表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是社会失序和道德混乱变得严重的时期，社会资本的各种指标在英国和美国都出现了下降。
在美国，虽然殖民时期政治参与程度较高，但那也不是一个循规蹈矩或社交活跃的时期。到了18世纪90年代，按照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说法，大概有90%的美国人是“不入教者”，即不与某一教会或其他宗教组织发生任何正式的从属关系。 [2] 考虑到新教信仰对于托克维尔所说的美国人的结社艺术至关重要，这一数据表明，当时许多美国人在其农场和村庄里处于比较孤立的状态，到19世纪才开始蓬勃发展的各种公民组织此时尚付阙如。
这一时期的社会越轨程度也比17世纪和以后时期相对要高。在19世纪初，十五岁以上的美国人，其人均酒消耗量折算为纯酒精为6加仑，而20世纪末这一数字为不到3加仑。 [3] 有学者估计，到1829年，人均酒（按纯酒精折算）消耗量上升到惊人的10加仑。 [4] 作为社交的集中点，酒馆显然要比教会更受欢迎，醉醺醺的农夫踉踉跄跄地从家里走向农舍，工人在上班路上拎着一瓶威士忌，这样的场景并不罕见。据历史学家威廉·罗雷鲍（William Rorabaugh）说，在19世纪早期，“嗜酒如命的男人充斥于各种社会群体和各行各业人员中，西边有一个农夫在酒馆里喝到烂醉如泥，东边就有一个收庄稼的劳工每天能喝下半品脱或一品脱朗姆酒，如果某个南边的农场主能控制自己每天只喝一夸脱白兰地，其自我节制程度就会被视为足以做一名卫理公会教徒了。” [5]
要得到这一时期性行为的量化证据当然十分困难。对未婚生育这类现象的统计直到20世纪才得以定期开展。不过，有些社会史学家认为，这一时期性规范不像在17世纪清教文化统治下那般严格。父母对于婚姻伴侣选择的干预减少了，据某项研究表明，婚前怀孕率从17世纪的10%上升到18世纪后半叶的30%左右。 [6]
犯罪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在殖民时期看上去犯罪数量并不太多，但大多数社会史学家似乎都认为犯罪率在19世纪头十年中开始快速上涨：波士顿、宾夕法尼亚和纽约都出现了犯罪率的增长。在19世纪初的美国，年轻男人凭自己力量过活的机会越来越多。在此之前，多数工薪阶层都以家庭为中心。做家仆、学徒或雇工会和雇主生活、工作在同一屋檐下，会像雇主的家庭成员一样受其管制。然而，随着工厂制度的发展，男性和女性工人第一次在家庭之外谋得雇工职业，并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社区。最早入驻美国西部的是年轻男性，妇女和孩子的加入是后来的事情。所有这些情况都造成了犯罪率的增长。这一现象不仅发生在美国；格尔提到过，伦敦和斯德哥尔摩的犯罪率也在这一时期增高了。 [7] 而在1821—1841年间，伦敦也和美国边疆地区一样，出现了青年男性相对数量增长的情况。 [8]
除了社会越轨现象的增加，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意味着乡民把自己连同他们的习惯带入到全新的、拥挤的城市环境中。这一时期生活的鄙陋常常被人们遗忘。不妨看看作家詹姆斯·林肯·科利尔（James Lincoln Collier）对19世纪初的美国所做的描述：
自己有床可睡的人很少，有时一张床上同时要睡两个或更多的人，尤其是在当时已经很典型的大家庭里。人们不常洗澡，同一件衣服穿了又穿。他们的住处周围都是粪肥……破烂的窗户、下陷的房门、腐烂的护墙板，说明至少是好几个月没人来修葺，房子也得不到时常粉刷。破损的工具、家具、推车被长年弃留在院子里……男人嚼着烟叶，不少女人也这样，块状的褐色痰渍从酒馆的地板到教堂的地板随处可见。很多人吃饭时只用刀，另有一些人更是基本只用手。 [9]
在同一时期，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农民和城市穷人也有着与美国农户家庭相同的特征。
在很多人眼中，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和美国体现着传统价值观，但在这一时期之初的19世纪中叶，它们根本谈不上传统。维多利亚主义其实是一场激进的社会运动，其针对的是19世纪初似乎四处蔓延的社会失序，这一运动就是要创造出新的社会规则，向那些沉湎于颓废堕落的人们灌输美德。向维多利亚式价值观的转变发生于19世纪30至40年代，最早是在英国，随即又被引入美国。许多为传播维多利亚式价值观做出贡献的机构明显具有宗教性质，它们所带来的变化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用保罗·约翰逊（Paul E. Johnson）的话说：“在1825年，一个北方的生意人对老婆和孩子拥有绝对权威，他的工作时间不固定，喝很多的酒，很少参与投票或去教堂。而十年以后，同样是这个男人，每周去两次教堂，对待家人和善而有爱心，不喝酒只喝水，工作定时定点并要求雇员也这么做，他还参加辉格党的竞选，并用闲暇时间努力让其他人相信，只要按照与他相似的方式组织生活，世界就会变得完美。” [10] 英国的非国教（安立甘宗）教派和美国的新教教派，特别是卫斯理宗（Wesleyan），领导了紧随着社会失序程度增加而在19世纪前几十年发生的“第二次大觉醒”，它们创造了新的规范，使社会秩序得到控制。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1821—1851年间在英国和美国以指数形式增长；19世纪50年代从英国传到美国的基督教青年会运动，其发展也呈现如此景象。据理查德·霍夫斯塔特说，美国教会成员数量从1800年到1850年翻了一倍，并且由于狂喜的福音教派各宗在宗教仪式上越来越庄敬，使人们对教会成员的尊重也与日俱增。 [11] 与此同时，禁酒运动成功减少了美国人均酒水消耗量，使之到19世纪中叶降到2加仑多一点的水平。 [12]
宗教，尤其是分宗派的新教，也与这一时期志愿性团体的普及和公民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1830年，托克维尔访问美国并注意到当地公民社团数量很多。尽管他对宗教给予了充分评价，但如果说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他低估了宗教之于这类组织的普及和人们养成结社习惯的重要性。截至1860年，纽约的成人新教徒有大约五分之一在世俗的公民社团组织中担任职务。 [13]
历史学家格雷戈里·辛格尔顿（Gregory Singleton）指出了宗教组织对于西方走向文明是何等重要：
以伊利诺伊州昆西市为例，美国家庭传教协会（American Home Missionary Society）、美国福音传单协会（American Tract Society）和美国主日学校联合会（American Sunday School Union）对迅速建立起一个志愿主义的社会基础起着重要作用……到1843年，昆西市有17个不同的传教性的、旨在改革教会的和慈善性的社团。到1860年，志愿性社团的数量有59个，吸纳了90%的成年人加入其中。 [14]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在我们今天所称的维多利亚时代，这些致力于在英国和美国重塑规范的种种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们对两个国家的社会资本产生了卓著的影响，大批粗鲁而又目不识丁的农场雇工和城市穷人被转化为今天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在考勤钟的规约下，这些工人明白了，他们必须按时作息，在工作中保持清醒，在举止得体方面也要说得过去。
仅仅从犯罪率这样的指标上，也能看出社会资本在增加。几乎所有对19世纪犯罪率的估算都承认，从19世纪中叶开始到该世纪末，社会越轨程度在逐步减小。图16.1显示了英格兰和威尔士从1805年到19世纪末的重罪发生率。从拿破仑战争开始起，犯罪率就逐步上升，不过在19世纪40年代到达顶峰后又开始逐步下降。 [15] 在美国的个别城市，犯罪率达到高峰的时间略晚；格尔认为在波士顿和其他美国城市，峰值是在19世纪70年代到达的。 [16] 19世纪后半叶犯罪率的下降显得格外显著，原因是它发生在一个人们本以为犯罪率会提高的时期。从美国内战时期开始，人们开始从乡村涌向新的城市中心，身具不同文化和习惯的新移民陆续抵达，工业社会的新节奏也搅乱了既有的社会关系。 [17]
在英国，非婚生育的情况和犯罪率的变化情况如出一辙。私生子数量占全部出生人数的比例，从19世纪初5%多一点发展到1845年7%的峰值，之后在19世纪末降回到4%。 [18]
认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和美国社会秩序普遍好转仅仅是因为非正式的道德规范的转变，这种断言恐怕是错误的。在这一时期，两个国家都建立了现代警察机构，后者取代了19世纪初存在的那种由地方机构和缺乏训练的代理警员拼凑起来的警务力量。在内战之后的美国，警察把注意力集中到破坏公共秩序的轻微犯罪（例如在公共场合酗酒、游手好闲和流浪街头）上，在1870年前后对此类行为的拘捕达到一个高峰。 [19] 到19世纪末，美国许多州都已着手建立旨在将全部儿童送入公立学校的全民教育体系，稍晚之后英国也开始了这一进程。
图16.1 1805—1892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重罪发生率
但发生根本变化的是价值观而不是机构或制度。维多利亚式道德的核心是，向青年人灌输要抑制冲动，或者按今天经济学家的说法是形成他们的偏好，使他们不再沉湎于草率的性行为、酒精或赌博这些从长远来看对他们有害的活动。那个时代的人们力图在社会中树立值得尊敬的个人习俗，而当时大多数民众还只能算是粗人。时至今日，渴望体面通常会被嘲笑，被认为是一种唯唯诺诺的中产阶级才有的乏味难耐的说法，但它在19世纪上半叶文明礼貌并非理所当然之际，有着重大的意义。教会人们养成清洁、守时、彬彬有礼的习惯，在一个还不具有上述三种资产阶级美德的时代是极为重要的。
从其他文化中也能找到道德革新的例子。德川时代的日本——此时这个国家处于封建时期，权力把持在不同的大名 [20] 或武士手里——常常处于战乱和社会动荡之中。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一个单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彻底扫清了封建时代的种种匪乱现象。同时它也发展出一套新的道德体系。我们想当然地把特别是在日本大公司里施行的终身雇佣一类的惯例，当做一种古老的、具有深厚文化基础的传统，而事实上它只能追溯到19世纪。在那一时期，劳动力的流动性很高；熟练的工匠特别短缺，他们不停地从一家公司跳到另一家公司。像三井和三菱这样的日本大公司发现无法招募到它们所需的技术工人，于是在政府的帮助下，他们掀起了一场旨在使忠诚美德高于一切的运动。不同于前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通过强行让人为世界社会主义贡献力量来培养大家奉献利他精神的做法，日本的精英阶层巧妙地开展了这一运动，劝导人们对公司、国家和天皇保持忠诚。忠诚在武士阶层或贵族战士阶层那里当然是一种基本的美德，但从来没有被推广到商人和农民那里。明治时期的统治者成功地让后二者相信，对公司的忠诚也就是对大名的忠诚。即便如此，对公司的忠诚在开始时并不为人在意；直到二战之后终身雇佣制才开始在大的公司企业中普及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