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仅看到大量显而易见的坚实案例，说明通过理性的谈判和协商是可以产生社会规范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信息社会里典型的高科技工作场所，非正式规范和自组织起着关键的、可能也是越来越大的作用。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作为集体行动问题解决方案的这种自发秩序局限何在。在有着自由主义取向的法与经济学一派中，许多人都以极端方式寻求以自发秩序的解决方案替代等级制的解决方案。有一个实践效果很好的经典案例，即以污染信用（pollution credits）的交易作为政府管治空气质量的替代手段，在1997年于东京召开的关于全球变暖的峰会上，美方谈判者便试图将这一概念引介给那些更倾向于主权论的同行们。 [1] 但也有人曾建言，可以为器官和婴儿交易建立市场。那么，自发秩序的力量止步于何处，而等级制又在哪里可以重新发挥作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