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级制的终结?
马克斯·韦伯认为，以官僚制表现出来的理性的、等级制的权威是现代性的核心所在。然而，我们在20世纪后半叶的发现则是，官僚等级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出现衰落，正被更加非正式的、自组织的协作形式所取代。
政治上的等级制形态是威权或更极端形式的极权国家，由一个至高的独裁者或一小撮居于顶层的精英对整个社会施以控制。形形色色的独裁政权，从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和萨拉查治下的葡萄牙到东德和苏联，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渐次走向崩塌。取而代之的，即使不是运转良好的民主政体，至少也是乐意拥抱更大程度政治参与的国家。
民主国家自身也是依等级制组织起来的。现代的美国总统掌握的权力之大，在某些方面是东方的专制君主都难以企及的，包括握有足以蒸发掉大半个世界的核武器。他们的区别主要不在于等级制，而在于民主体制下的权威必须得到民众的认可，并且权力对个体的控制也受到限制。民主社会的等级体制也会像威权社会的等级体制一样，出现效率不高的情况，因此在今天几乎所有民主国家里，要求权力分散、实现联邦化、私有化和权力委授的呼声很高。
公司的等级制也遭受了冲击。大型的、等级过度森严的公司出现了大幅衰退——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就是典型的例子——成了规模更小、反应更敏捷、更具灵活性的竞争者的牺牲品。商学院教授、企业经营顾问和信息技术专家都曾着重指出过高度分权管理的公司的优点，其中还有人称，在21世纪，大型的、等级制的公司将彻底被新的组织形式即网络所取代。
权力集中的、专制的公司走向衰落的原因同中央集权的、威权主义的国家走向衰败的原因一样：它们无力应对所置身的日益复杂的世界对信息的需求。恰在全球社会经历从工业生产方式向高科技和以信息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转变之际，等级制遭遇危机，这不是一个偶然。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在五十年前的一篇经典文章中提出过集权化的等级制企业在信息处理方面的问题，而为此文奠定基础的则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一篇批评社会主义的作品。 [1] 为了掌控治下的一切，独裁统治者需要有足够的信息和知识来决策。在农业社会中，君主统治农民只需要掌握骑术、剑术、一些政治统驭术，并知道如何向当地主教祈福，大概就足以将权力专于一身。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并且经济活动变得更加复杂，实现统治所需要的信息以几何指数增长。现代治理需要专门的技术，这些知识不可能尽为统治者所掌握，因此他必须事事依赖技术专家，从武器设计到财政管理。并且，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其绝大部分实际上都只在产生的当地局部流转。假如有供应商提供质量低劣的铆钉，能知道此事的多半是铆工，而不是集中规划部门里的经济事务官员或公司管理层中的副总级人物。 [2]
但是，将权力下放到技术专家或这些创造并运用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的人手里，就会削弱独裁者的权力。苏联发生的此类过程成为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走向自我覆灭的原因之一。斯大林就发现自己依赖要那些被称为“红色董事”（Red directors）的技术专家，以及一大批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专业人士。 [3] 尽管他可以利用恐怖政治来控制这些专家（著名的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就是在狱室中设计出的飞机），但其继任者发现这样做越来越难。技术专家可以守着知识待价而沽，并借此同掌权者讨价还价。这给他们带来了一定的自主权，并有机会开始为自己着想。此外，虽然所有生产资料定价和流转理论上都由中央政府部门控制，但中央机构没法了解边缘地区产生的全部地方性知识。因此，像乡镇的党委书记这类基层官员和企业经营者离地方性知识的源头更近，从而得以逐步积累实际权力。到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时代到来时，集权统治模式已难以为继。
在那些老总也热衷对手下行使专制权力的公司里，也发生着同样的变化。这些老总，尤其是那些白手起家创立公司的老总，往往想控制公司内部的一切事务，把雇员当做只会执行命令的机器人来对待。但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他们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这种决策方式就变得过于呆板，老板反而成为制约公司发展的人。如同政府一样，公司也需要将权力下放给专家以及离产生信息的地方性来源更近的决策者。今日有些管理专家认为公司分权和员工授权的概念是新兴事物，但企业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指出，公司在组织内部向下放权的现象在过去至少一百年里持续发生。 [4] 像通用汽车和杜邦化学这类大型多部门制公司实行等级制架构，但与小型家庭企业相比，它们在经营权分散化方面程度还是较高。这些困扰大型等级制组织的问题绝不是无关痛痒的小事，有理由相信，在其内部权力下放的过程仍将继续。但新的问题也随即而来：在一个权力分散的、基层员工获得新近授权的组织内如何协调各方的行动。解决途径之一是市场，让彼此平等的买卖双方在没有中央权力控制的情况下自主达成有效的结果。美国商业界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外包热潮就是市场关系取代等级制管控的一种表现。但市场交换会产生交易成本，没有一家公司会按照人人相互竞争的市场形式组织其核心部门。
对高度分散的组织进行协调的另一种渠道是网络，它不是由中央集权的权威缔造，而是由权力分散的各行动者通过互动形成某种自发秩序。如果网络真能产生秩序，则它们必须依靠在正式组织中形成的非正式规范，也就是社会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