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怪，在对规范乃是社会所建构这一观念的信奉上，政治上趋向偏右的经济学家和大体上属于左翼的社会学家走到了一起。不过，他们对这一建构过程的解释方式不同。对经济学家而言，这一过程是在大抵平等的个体之间展开的理性谈判，而对社会学家来说，它常常是由强者（基于社会阶层、性别、种族或其他身份类别）制定规则并借此支配弱者。但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社会科学研究被一种假设所主导，即社会规范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如果有人想对某些特殊的社会现象作出解释，他必得诉诸涂尔干所说的“先验的社会事实”（prior social facts），而不是生物学或基因遗传因素。 [1] 社会科学家并不反对，人类的肉身形态由自然塑造而不是后天养成。但所谓的标准社会科学模型（standard social science model）主张，生物学只管辖肉体方面，而作为文化、价值观和规范之源的人类心智，属于截然不同的领域。 [2]
后一领域由一系列关于人类认知能力的性质的假说所决定。从17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到行为主义学派的约翰·沃森（John Watson）和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 F. Skinner）一脉相延的传统认为，人的心灵（心智）最初是一张白板（tabula rasa）或者说处于空白状态，除了具备计算、思维关联和记忆的能力外，别无其他。不管何种知识、习得、联想或其他类似的成年人头脑中的存在，都是在出生后完全靠经验累积才得以进驻人们的心智当中。那些被用来约制我们选择的规则之所以存于心中，要么是一种理性选择（经济学家如是说），要么是孩童时期社会化过程的结果（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如是说）。
然而，从生命科学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标准社会科学模型尚有欠缺；反而是，人类明显生来具有先在的（preexisting）认知结构和随年龄增长而发展的学习能力，这使得他们能自然地融入社会。换句话说，人类天性中就存在这样的能力。对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来说，人性的存在意味着要对文化相对主义进行反思，意味着有可能辨出文化和道德方面普适性的内容，如果运用得当，就可以借之对具体的文化习俗进行评估。此外，人类行为不像相关学科假定的那样（这种假定流行于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是可塑的从而也是可以被操纵的。经济学家认为，社会学家那种视人天生就是社会性生物的观点，比他们自己那种个人主义理论模型更为确切。而对那些既非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又非经济学家的人来说，一条基本的人性（an essential humanity）就足以证实原本已被老一代社会科学家毅然否认的有关人们思维和行事方式的很多常识性理解——比如男女生来有别，又如我们是具有道德本能的政治性和社会性生物。这一看法对于社会资本的讨论十分重要，因为它意味着社会资本往往被人们本能地创造出来。
相对主义的历史起源
若欲理解恢复人类本性这一概念的重要性，我们需回顾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思想史。
文化相对主义作为一种信念，认为文化规则具有主观随意性，是不同社会（或社会中的团体）中社会建构的产物，并认为没有普适的道德标准，人们没法对其他文化的规范和规则做出评判。价值观的相对性如今已被灌输给每一个学童，美国社会中对此观念的信奉也根深蒂固。文化相对主义可以一直追溯到尼采、海德格尔等现代哲学家，特别是他们对西方理性主义（唯理论）传统的批判。正如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一书中所述，宽容这一自由主义品德在20世纪缓慢而确切无疑地退化为另一种信念，即基本上不存在理性的根据可以用来做出道德或伦理上的评判。我们今天不再被要求容忍不同，而是被责成为其歌颂，这一变化对于民主社会中各种各样社群的形成具有广泛的意义。
相对主义在美国成为妇孺皆知的词汇，不仅仅是被布鲁姆引述的那些精英思想家致力的结果，也缘于某些特定人类学概念的普及。其中，弗朗茨·博厄斯及其弟子玛格丽特·米德和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起到了关键作用。
博厄斯认为，人类群体间能被察觉到的差异——例如，其科技发展水平、艺术和智识成就，甚至也包括智力水平——并非受基因决定，而是教养和文化的结果。博厄斯十分正确地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种早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了批驳，当时像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这样的思想家也主张既有的社会分层是人们能力高下的自然反映，或是像马德森·格兰特（Madsen Grant）那样认为北欧白人是人种进化到最高级的代表。博厄斯最为著名的成果出自对移民儿童头围大小的研究，该研究表明，那些来自欧洲和亚洲“不良”地区的儿童如果能按美国饮食标准抚养，其智力和能力就不会比北欧人差，因此以反移民和优生学措施来保持白种人的纯洁性是被严重误导的。博厄斯赞同标准社会科学模型（SSSM）视人类群体不存在明显认知和心理差异的主张，并极具说服力地指出，美国人和欧洲人试图指摘原始人的文化习俗的做法是不可救药的种族优越感的表现。鲁思·本尼迪克特和玛格丽特·米德为这些观点的普及做了大量工作，并把它们直接运用于与性、家庭和性别角色相关的西方文化习俗研究。
这些专业和通俗人类学的进展在我们心智上打下基础，而纳粹的种族大屠杀则彻底让我们对那种生物学可以解释一切与人类行为相关的事情的观点丧失信任。纳粹分子相信种族有高下优劣之分，为此还毫无忌惮地滥用生物学观点以资证明，这就造成人们对任何形式的视人类行为导源于基因而非文化的论调都会强烈抵制，这种抵制时至今日在欧洲依然很显著。对生物学理论的不信任直接影响了文化相对主义的兴起，既然社会行为之下并没有某种稳定的人类本性做基础，那么就不存在能对任何特定文化习俗做出评判的普适标准。由此，所有人类行为都被理解为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即人们的行为受文化规范的驱动，也正是文化规范塑造了人们的后天行为方式。由于文化行为缺少涵盖面宽的类型，像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这样的人类学家主张，文化人类学必须围绕他所说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展开，即对每个文化系统进行细致的民族志解说，以期把握其复杂性而又避免使之落入某一理论框架的窠臼。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