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司法体系在20世纪70至80年代不大理会低级别的社会失序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社会资本的损耗，而社区警务的发明又有助于社会资本的恢复，这两方面的事实说明，公共政策对社区的集体价值观而言是把双刃剑，既能损害它也能加强它。那么，大断裂在何等程度上处于社会控制之下，又在何等程度上是大的经济和技术进步不可避免的连带后果呢？
当我们谈及某一事物处于社会控制之下时，可能包含两重含义。首先，社会试图直接通过公共政策来塑造发展道路，即，政府当局针对特定预期的社会结果进行规划并实施正式干预。其次，社会能通过非正式的规则和习俗而不是在某一方的正式控制下，从文化上对社会结果产生影响。两种情况常常同时存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被用于支持某些文化取向，比如天主教的立法者试图禁止离婚和堕胎。不过它们也常常不同时发生；文化会制约公共政策，或被公共政策所塑造。
哪些社会结果源自深刻的技术与经济变革，哪些又受到宏大的社会控制所制约，理解这些问题能够帮助我们避免两种常见的错误。第一种是左派的典型错误：相信所有社会问题都能通过公共政策来救治。在20世纪60年代犯罪率开始上升时，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号召社会科学家拿出解决办法。不少学者把前面章节所列的一些问题作为犯罪率上升的根本原因提出来：包括家庭破裂、贫困、缺乏教育，等等。这类看法固然不错，但他们接下来又建议联邦政府尽力扫除这些根本原因，其中一项倡议最终导致约翰逊政府“向贫困宣战”的计划。 [1] 然而，这一番雄心不凡的努力却压根没有解决贫困问题，更不用说降低犯罪率了；而且其成本非常高昂，还往往吃力不讨好，并招致选民强烈反对。正如詹姆斯·威尔逊所说，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很不一样，前者致力弄清社会行为深层的根本原因，而这些原因可以说明显不受公共政策的控制。三十年后的今天，可以肯定的是，公共政策已变得不那么野心勃勃而是更加务实。社区警务一类的举措在它自身有限的范围内能发挥很大的积极作用，但不该有人傻到去相信这些举措能够影响到社会行为的根本原因。
第二种错误通常为保守派所犯，这种错误把不合时宜的社会变迁归因于道德软弱，并认为可以通过足够的震慑手段并诉诸正确的价值观来加以纠正。事实上，人们可以自由地做出道德选择，并且过去四十年中也确实存在大量道德软弱的现象。但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会根据不同的经济激励条件做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即使有再多的道德说教和文化论争，也不足以令社会变迁的总体方向发生一丁点改变，除非那些激励条件也发生变化。
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大断裂在发达国家中如此普遍地发生，它来得又如此突然，并且还大致发生在相同的时期里，这一事实表明其原因既广泛又根本。在本书开头我曾提出，大断裂是19世纪发生的从社区到社会这一转型的升级版本，只是这一次发生于我们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过渡，而非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过渡。第五章中我们论述了技术变迁——脑力劳动取代体力劳动，信息产品取代物质产品，服务业取代制造业，以及医学进步使人们寿命延长并能够控制生育——为20世纪后半叶发生的性别角色的巨大转变奠定了基础。
若干年前，人口学家金斯利·戴维斯（Kingsley Davis）曾指出，仅凭人类寿命不断增加这一项原因，女权主义革命就基本上不可避免。 [2] 在1900年时，欧洲或美国的普通女性大概不可能有机会在家庭之外生活：一个女人长到二十二岁上下，就会直接从生养她的家庭转入同丈夫一起建立的家庭；假如女性的预期寿命在六十五岁左右，这就意味着在她最小的孩子离开自己后不久就会过世。到了1980年，女性有三十二年半的时间——其成年后一半以上的时光——不在生养她的家庭里或是抚养自己的孩子中度过。就算一个女人要全身心投入家庭，或假如信息时代没有为女性开辟如此之多的就业机会，她又如何打发这许多额外的时光呢？直到生物技术将女性从生儿育女的必然使命中解脱出来之前，她们为家庭和子女的付出必然远多于男性，这意味着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不可能与男性全然相等，收入的性别差异也不可能完全被填平。不过差距会缩小，女性也终将更坚定地热衷于就业。
然而，在某些工业化国家并没有出现大断裂的诸多表现，或者说即使有程度也不深，这一事实表明大断裂并非经济和技术变迁的必然结果，也反映了文化和公共政策在塑造社会规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亚洲的高收入社会——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与其他发达世界构成有趣的对照，因为它们看上去避免了许多大断裂的影响。仅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大断裂并不是社会经济现代化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而是深受文化的影响。但文化最终只能延迟而无法阻止大断裂在亚洲社会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