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开篇我就将犯罪、家庭破裂和信任减少作为测算社会资本的负面指标，有必要进一步阐明的是，前述章节中曾详细指出的规范的转变，如何影响了人们出于合作目的彼此联合的能力，以及如何影响到人们之间的信任水平。
持续下降的生育率对社会关系的后果
生育率持续下降首先引发的是有关社会保障风险的问题，即如果出现上一代年长者纷纷退休并靠数量日益减少的年轻工人（的社保缴费）来过活这种情况，社会保障体系是否还能维系下去。 [1] 与此同等重要但更为本书重点关切的是，持续下降的生育率对家庭生活和社会资本的影响。其所产生的这些后果不仅难以预料，也可能彼此冲突。按照明显的道理，如果社会失序往往是由年轻气盛的男性造成的，那么持续下降的出生率应该能带来社会秩序整体水平的提高，因为年轻男性占总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小。未来数十年中，超过一半的欧洲人和日本人将年逾半百。年届五十以上的人群绝不会让人觉得他们富于革命激情或犯罪倾向。从经济学上看也是如此，人口减少不会带来明显的损失：虽然GDP绝对数量可能会有所下降，但人均收入也许反而大为增加。随着人口规模变小和国民收入减少，出现这些变化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所发挥的能力和影响也会变弱，但这些国家中的年长群体是否怀有强烈的帝国野心和征服世界的欲望则难以遽断。
人均寿命的不断增长这一人口发展形势，是发达国家认识到自身需要以其他方式增加其社会资本的原因之一。多年前，法国社会学家让·富拉斯蒂耶（Jean Fourastié）曾指出，人们预期寿命的增长大大延长了他们能够接受教育和保持创造力高峰的年限——他说的情况主要发生在人的四十到五十岁阶段。 [2] 由于现代社会不再对高质量教育实行强制配给，活至老年的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会体会到“第三级人生”（tertiary life，即成年人接受全面教育的那种生活）的发达。社会资本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得以形成，学生不再只是因为要获得能力和知识而接受教育，而是出于符合各行各业的需要而接受社会化改造。因此，年长者社会化程度之所以更高，不仅由于他们的心智更成熟，也由于他们更好地接受了社会的磨炼。
另一方面，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带来作为社会资本的亲属关系的进一步衰弱，也因此给社会凝聚力带来一些难题。大断裂时期造成离婚率上升的另一原因正是人们寿命的延长。如今的婚姻契约需要比往日维持更长的时间。今天，感情不谐的夫妻很少会像过去那样等到孩子长大成人、离家自立之后再去离婚。而在19世纪，大多数夫妻都活不到这般年纪，往往在孩子成年以前夫妻一方就已撒手人寰。
家庭变小了，在可见的未来还会继续变小。几十年后，大多数欧洲人和日本人也许只与他们的直系先辈发生联系。三代成年人同时活在世上成为常态，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人口学家尼古拉斯·艾伯斯塔德（Nicholas Eberstadt）的计算，如果现今的生育模式往下延续两代人，三分之二的意大利孩子将不再有兄弟姐妹、堂表亲以及姑伯叔婶这类亲戚；只有5%的孩子能同时拥有兄弟姐妹和堂表亲。 [3] 这意味着，像意大利这样在文化上十分珍视家庭关系的国度，彼时的生活将大不一样。独居的人数量大大增加，由于女性往往比男性在晚年活得更久，也是造成独居人数增加的重要因素（见表6.1）。北欧国家的核心家庭退化得最为严重，几乎一半的家庭只由一人组成，显得最为孤独——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一人家庭占到全部家庭的75%左右。 [4] 一些国家因此希望通过鼓励更大规模的移民来弥补本国出生人口的不足。美国和加拿大已经学会如何处理来自不同文化的异国移民涌入本国的情况，但在欧洲和日本，异国移民的到来很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和国民的强烈抵制。本国出生的人们内部也会出现新的冲突形式，譬如，如果老一代人不愿被年轻一代取代，就会发生代际间的争斗。
表6.1 一人家庭占全部家庭的百分比
来源：各国统计部门资料，见附录。
那些实际上拒绝维持世代交替的社会还会出现其他哪些后果，简直无法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