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业已看到，家庭结构的变化与犯罪有关系，也在较小一些的程度上与不信任有关。过去三十年里家庭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明显同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生的性革命和女权主义革命这两次剧变相关。很多人认为这两场革命是纯粹自发的文化选择。右派抨击家庭价值的衰落，而左派则将传统规范视为那些“吃不到葡萄”（just don’t get it）的男人的问题。然而，是与工业时代的终结相联系的那些重大的技术和经济进步，激生了价值方面的改变，同时也解释了为何在这个时候发生改变。人们并不是缺乏自由意志，也没有放弃道德选择，但人们的道德选择是在特定的技术和经济体系内进行的，这种体系在特定时期（而非其他时期）造成特定的结果。
生育状况
自20世纪60年代起，避孕和堕胎合法化逐渐在许多发达国家广被接受，这一背景解释了自那时起不同寻常的低生育水平。但是避孕和堕胎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很多国家，像法国和日本，20世纪60年代之前生育率就处于下滑状态。简单举出避孕一条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何生育率会降至如此低水平。要是避孕能让更低的指标尽可能实现，那为什么意大利的总体生育率到了20世纪90年代跌到1.2%而不是0.2%呢？
人口学家倾向于用经济模型来解释生育状况。按照这种思路，父母需要孩子就像是他们需要其他经济物品一样。 [1] 他们当然爱孩子也珍视孩子，但他们绝不会因为爱孩子而放弃生活中其他所有的美好事物。抚养孩子的成本包括：用于衣、食、住和教育的这类最直接的开销，家长（尤其是母亲）所付出的机会成本——为抚养孩子而付出的时间和放弃的收入。孩子通过爱和感动父母来回馈家长，当孩子能够赚钱时，他们也许还会通过赡养父母来直接偿还这些成本。但是生养孩子毕竟意味着父母对孩子进行资源的纯粹单向输送，也意味着一种需要减少其他类型的支出方能平衡的生活成本。
在现代的信息化社会，生养孩子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大幅度增长。随着财富的增加（通过人均收入来衡量）和经济生产中技术水平的提高，技能和教育（或经济学家所说的人力资本）对于年轻人的生存机会而言变得愈加重要。像印度这样的贫穷国家，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可以通过参加工作而把自己变成经济资产。在美国则相反，一个八岁的孩子做不了什么挣钱的事，甚至对那些有高中文凭的人来说，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少。在20世纪90年代，一个孩子接受四年高等教育的成本已经超过了十万美金。与此同时，父母（尤其是母亲）进入劳动力市场和获得更多工资的机会增加了。对于女性而言，花几个月或几年时间去生养孩子可能造成几万或几十万美金的损失。出于生物学的原因，家长希望尽可能提高生育成功率，但他们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中，自己的孩子只有在拥有适当的技能、教育以及其他附属资源的情况下才会有不错的人生表现。
尽管这种对生育状况的解释似乎令很多人满意，但它对不少特定情况和反常现象就缺乏解释力。例如法国从19世纪开始总体生育率就开始下降，为什么它出现这种情况要早于其他同等发展程度的国家呢？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女性劳动力就业率都比美国、英国或加拿大低得多，而日本的生育率骤然出现快速下跌，同时其他三个国家经历了一个生育高峰期，这又是为什么？ [2] 为什么会发生婴儿潮？瑞士那种利用经济刺激手段鼓励人们多生育的政策，为何在20世纪80年代看似行之有效而在90年代却遭遇失败呢？
除了用经济模型来解释外，决定生育状况的还有其他一系列因素，包括难以量化的文化因素。文化因素常常超过经济考量的影响。在美国，诸如哈西德派犹太教（Hasidic Jews）或摩门教（Mormons）之类的社群，其生育率要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要求他们拥有大家庭。战后的生育高峰，一方面是由于一代人早存的期待至此终有机会来实现，他们本该在大萧条和战争发生的那段时期组成家庭，另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历经多年乱离之后需要回归家庭安全感和家庭生活之中。
同样，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发生在欧洲的生育率下降，很难说同人们在家庭生活重要性（比之于其他美好事物）方面的文化偏好的改变没有关系，也很难说不就是对每个孩子生养成本和收入损失进行考量的结果。 [3] 对许多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和美国人来说，生孩子和养家糊口就是不怎么流行了。《纽约时报》援引一位瑞典妇女的说法：“过去我也许会觉得如果不要孩子，我会错过一些重要的东西……但是今天，女人终于有了那么多机会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她们可以旅游、工作还有学习。这令人兴奋也富于挑战。我只是发现现在很难找到时间来生养孩子。” [4]
生育率方面的变化趋势，进而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大断裂时期离婚率上升的现象。夫妻在结婚头几年离婚的几率往往较高；因此在经历了生育高峰的国家里，当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孩子到了二三十岁时，该国的离婚率就有望走高。此外，寿命的延长意味着婚姻必然得以持续得更久；如果平均来看，夫妻分离更多出于离婚而非一方死亡。因此，先前描述的生育（率）和死亡（率）模式会引导我们形成这样的判断，即夫妻的分离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变糟。
然而，家庭生活所实际发生的分裂，远比这些人口学因素所能意味的程度要严重，因此我们需要去寻找其他原因。但是在我们能够确定这些社会因素之前，我们需要了解生物学背景，社会分裂带来的变化并没有超出这一背景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