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率为何上升？
如果不仅仅把犯罪率的上升作为警察报告制度改进后的一种统计意义上的成果，我们就需要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为何犯罪率在相对较短时期内以及在诸多国家中急剧上升？为何在美国和其他若干西方国家中犯罪率开始下降或趋于稳定？为何亚洲的发达国家不在这一模式的范围之列？
同离婚率上升的情况类似，关于犯罪率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期间上升并随即下降，人口原因首先且也许是最直接的一个解释。大多数犯罪实施者是十四到二十五岁之间的年轻男性。这里存在与男性的暴力和挑衅倾向有关的基因方面的原因，这也意味着只要生育率上升，犯罪率就会在其后十四到二十五年内上升。 [1] 在美国，1950—1960年间，十四至二十五岁年龄段的年轻人增加了2 000万，其后十年又增加了1 200万，其所带来的冲击不亚于“蛮族入侵”（barbarian invasion）。 [2] 大量增加的年轻人不仅扩大了潜在罪犯的基数，他们对青年文化的痴迷还可能导致社会上蔑视权威的行为不可收拾地滋长起来。我们可以进行年龄控制，拿犯罪数量同某一社会中年轻男性的人数进行比较，而不是与该社会的总人口数进行比较。这样一来，图2.1和图2.2中的上升曲线和下降曲线就会变得平缓。的确，美国在婴儿潮时期生育率的上涨快过其他发达国家，这是造成美国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犯罪率较高的原因之一。 [3] 新西兰在二战以后生育率急剧增长，甚至超过美国，该国的财产犯罪率也在20世纪70至80年代快速上升。
但生育高峰只是20世纪60至70年代犯罪率上升的一部分原因。有犯罪学家估计，美国谋杀犯罪的实际增长量，是该国人口结构转变所预期的谋杀犯罪增长量的十倍。 [4] 也有其他研究表明，年龄结构变化同犯罪数量增长之间的联系在跨国层面就表现得不够紧密。 [5]
第二种解释把犯罪率同现代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城市化、人口稠密、犯罪机会等现象联系起来。人们按常理会认为，大城市中的偷车和入室盗窃现象比乡村农场一带多，因为在大城市犯罪分子才能轻易找到汽车和无人的房舍。20世纪40年代的亨利·萧（Henry Shaw）和克利福德·麦凯（Clifford McKay） [6] 以及晚近的罗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等人则提出“生态论”，将犯罪同特定类型的环境联系起来——包括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功能复合的邻里街区或是吸引暂住人口的聚居区。 [7] 这些类型的环境往往为社会的经济现代化所造就，因此想当然的，人口从农场和乡村向外迁徙进入城市会带来犯罪率的增加。
城市化和外在环境的改变难以用来解释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犯罪率的上升。这些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就已成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它们在1965年以后就没有出现过人口从农村向城市快速迁徙的现象。在美国，南方地区的谋杀率远高于北方地区，尽管后者的城市化和人口稠密程度较前者要高。事实上，南方的暴力犯罪往往发生在农村地区，而且，对此有过深入考察的观察家坚信，那里的高犯罪率主要出于文化因素而非生态环境因素。 [8] 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香港地区有着世界上人口最稠密、城市最拥挤的环境，但在城市化过程中并没有出现犯罪率升高的现象。简·雅各布斯认为“街头之眼”的数量同犯罪数量成反比，如果我们倾向接受她的观点，则恰恰是这类被生态论者认为容易滋生犯罪的城市环境（包括拥挤的人行道和功能复合的邻里街区），对雅各布斯来说是（拥有丰富社会资本的）邻里街区犯罪率低的原因。这说明人类的社会环境在决定犯罪率水平方面比自然环境重要得多：同样一些城市街区，当新的人群涌入时，有可能变得风衰俗败，也有可能焕然一新。换句话说，我们又回到社会资本的论点上来：犯罪率上升是由于某一邻里街区或社群的社会资本减少了，反之亦然。
第三类解释有时被委婉地称作“社会异质性”（social heterogeneity）。 [9] 就是说，许多社会中犯罪现象主要发生在少数族群（racial or ethnic minorites）中，当社会的种族多样化程度增高（正如西方发达国家过去两代人时间里所实际发生的那样），我们就会推想到犯罪率的上升。正如犯罪学家理查德·克罗沃德（Richard Cloward）和劳埃德·奥林（Lloyd Ohlin）所指出 [10] ，少数族群犯罪率通常较高的原因在于，对于多数社群成员而言的那种社会流动的合法性途径，在少数族群成员那里却被阻塞了。如果是在文化、语言、宗教和民族等方面高度多样化的邻里街区，它们就根本不会凝聚成为以非正式规范对其成员进行约束的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异质性这种简单化的论据本身就应受到责难。最后，并非所有发展受到社会所阻碍的少数族群，其犯罪率都大体相当。某些少数族群的犯罪率更高可能仅仅是其社群自身文化的结果。
作为对犯罪率上升现象的一种总体性解释，社会异质性对于欧洲国家要比对美国可能更具有解释效力。在美国，种族多样性随着新移民尤其是拉美和亚洲移民的涌入与日俱增。然而，我们无法断定拉美裔移民的总体犯罪率要明显高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反正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生于美国本土和生于美国以外的人群，他们的犯罪率都升高了。而在欧洲，受法国的“让·玛丽·勒庞国民阵线”（Jean-Marie Le Pen’s Front National）和德国共和党这类右翼团体煽动，反移民情绪很盛，而且这种情绪颇受那种把犯罪问题主要归咎于移民的观念的刺激。但在这里，本土出生人群的犯罪率同样也上升了。 [11]
还有一种解释把毒品牵扯进来。如果仅考虑婴儿潮出生的一代人步入成年时期间，我们就会预期犯罪率的降低应该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就像此时离婚率趋于平稳一样）而不是90年代末期。对暴力犯罪率维持在高水平并在90年代末期陡然下降的一种解释认为，这种现象与80年代中期霹雳可卡因（crack cocaine）进入美国城市并随之形成稳定的市场有关。 [12] 但这一解释并没有阐明最初犯罪率增长的原因，仅仅有助于理解犯罪率居高不下的问题。
基于上述这些解释的局限性，我们不禁会问，犯罪率的上升难道同大断裂的其他方面没有关系，尤其是与当代社会的家庭变化一点关系都没有吗？当代美国犯罪学研究的主流学派认为，儿童在成长初期的社会化状况是决定他们后来犯罪行为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大多数人不像理性选择学派不时声称的那样，他们不会基于回报和风险的考量来对是否实施犯罪进行例行的选择。出于人生早期的习得，大多数人遵纪守法，尤其不会涉足严重的违法乱纪活动。与此相对照，大多数犯罪行为出于那些屡教不改的惯犯，他们没能养成基本程度的自我控制力。在很多时候，他们的行为并非出于理性，而是出于冲动。由于不计后果，他们也不会被将要面临的惩处震慑住。
证明早期儿童社会化之重要性的最著名的犯罪学研究成果之一，出自谢尔登·格卢茨克和埃莉诺·格卢茨克（Sheldon and Eleanor Glueck）夫妇之手，并被收录于他们合著的《青少年犯罪揭秘》（Unraveling Juvenile Delinquency ）一书中。 [13] 格卢茨克夫妇对同样来自波士顿穷人邻里街区的一群男孩儿进行了历时的跟踪调查直至他们成年，借此来弄清究竟是何原因让他们中的一些人走上犯罪道路，而其他人则安居乐业。该研究的发现之一是，那些少年时期有过犯罪记录的男孩成年后依旧会出问题——进一步犯罪、婚姻失败、沉溺于酒精或毒品、没有稳定工作，等等。这说明他们自我控制力低下的习性是在人生较早阶段养成的，而自我控制力是实际上得自家庭的最重要的社会资本内容之一。
特拉维斯·赫希（Travis Hirshi）和迈克尔·戈特弗雷森（Michael Gottfredson）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基于人生历程受到父母在孩子小时候对其进行社会化教育的基础塑造，他们认为用“犯罪生涯”要比用个体犯罪行为更具有解释力。 [14] 通过一项针对家庭和犯罪关系的综合调查，罗尔夫·洛伯（Rolf Loeber）和玛格达·斯托萨默—洛伯（Magda Stouthamer-Loeber）证实了一个大多数人的常规看法，即父母对孩子的忽视、同孩子的冲突或者疏离以及父母自身的偏常行为、婚姻矛盾等，都会对孩子未来的犯罪倾向产生影响。 [15]
20世纪90年代，罗伯特·桑普森（Robert Sampson）和约翰·劳布（John Laub）重新分析了格卢茨克夫妇的数据，并确证了后者所说的“以年龄分级的非正式社会控制”的重要性，以及未能适当社会化的儿童会终生与犯罪相伴随的观点。 [16] 桑普森和劳布跟格卢茨克夫妇及其他“控制论”者结论上略有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认为诸如同学、同事、同行这类后来建立的社会关系也会对个体步入犯罪生涯的倾向产生影响。在他们看来，不仅家庭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内蕴于邻里街区的社会资本同样能影响到青少年犯罪的数量。不过，他们对家庭和犯罪之间的基本联系以及家庭对于保持邻里街区内社会成本的重要性并无异议。
家庭破裂能够解释发达国家在1965年后犯罪率普遍上升的现象吗？用这一时期出现的家庭生活状况的恶化来解释犯罪率的大幅上扬不无道理，也确实有大量经验证据表明二者之间的联系。 [17] 家庭破裂常常可作为一种重要的中介变量来解释贫困同犯罪存在联系 [18] ：家庭贫穷不仅是由于缺乏教育和交通不便而难以得到工作机会，也经常出于家中缺少父亲来激励、规训子女，为他们树立榜样，以及提供其他能使他们适应社会生活的帮助。
另一方面，统计结果上的家庭破裂和犯罪之间的联系不像它们一开始看上去那样明显，前者常常同许多其他因素例如家庭贫困、所入学校差、住在危险社区等有关，这些因素也对孩子如何适应社会生活构成影响。 [19] 要厘清这些不同因素往往很难，每个国家的头绪也不一样。例如在瑞典，家庭之外的社区成员——邻里、陌生成年人、日间托儿所的专职人员、教师等等——在孩子的社会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能要比美国的同样群体的作用大得多。单亲家庭给孩子成长造成的负面后果也因此要小。
即使在美国，用家庭破裂来解释20世纪60年代犯罪率的上升也成问题。如果家庭破裂是造成犯罪的一大因素，那么可以预期在离婚率和非婚生育率上升后十五至二十年也应出现犯罪率的上升，因为出于这些破裂家庭的孩子将会带来犯罪潮。然而犯罪率、离婚率和非婚生育率都是在同一时期开始上升的。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从事犯罪活动的年轻人应该生于1945—1960年间，彼时正值战后婴儿潮，也是美国家庭稳定程度在增加的时期。显然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家庭生活的表象之下潜藏着某些不对劲的地方，因为在这种家庭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成年后在各种各样诱惑面前表现得异乎寻常的脆弱。20世纪90年代初犯罪率的持续偏高肯定同家庭破裂有关联，但要追究大断裂的起因看来还是应该找到导致犯罪和家庭破裂的某个共同因素。
但是，家庭和犯罪之间的联系显然是存在的，而且我猜测这种联系在美国要比在欧洲或日本更为紧密。一般来说，所有社会都要面对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控制社会上年轻男人的侵略性、强烈的欲求和潜在的暴力倾向，并将其引导到安全和富于生产性的轨道上。在多数社会中，这一任务通常落到社区中年长的男人身上，他们会想方设法让侵略性按一定规程得到释放，控制对女性的骚扰和纠缠，并建立起一张规范和准则之网以约束年轻男人的行为。 [20] 承担这一角色的年长者可以是年轻男人的生身父亲，也可以是兄长、叔伯或是来自母亲一方的某位男性亲长。在当代美国社会中，正如托马斯·里克斯（Thomas Ricks）在《缔造军队》（Making the Corps ）中所展示的那样，海军陆战队教官也可以作为这样的年长男性，书中描绘的教官十分出色地帮助因家庭破裂而缺乏指引的男孩走出迷途并成长为自律和坚毅的男人。 [21]
家庭破裂和社会失序之间的联系，在欧洲不像在美国那么紧密，在我看来，这不仅因为欧洲有更多的国家福利来给单亲家庭提供资源，也因为那里有更多的成年男性来参与男孩的教育和社会化过程。有些情况下，孩子的生身父亲与母亲保持同居关系但两人并不结合。另外的情况下，行为规范是由邻里、远亲或者社区中的其他人负责执行。欧洲人的迁移（更不必说社会经济上的流动性）不如美国活跃，这意味着邻里街区和地方社区（local community）更加稳定，也更加相似。按照简·雅各布斯的说法，一个典型的欧洲邻里街区中“街头之眼”的数量要多于一个典型的美国邻里街区。因此在抚养子女时，欧洲的单身母亲将比美国的单身母亲获得更多的帮助。
如果我们把总体犯罪率具体到虐待儿童的问题上，就会发现，家庭结构的变化同日益严重的虐待儿童问题之间的关系要显而易见得多。儿童保护基金会根据对专职儿童看护人员的采访调研发现，因被虐待而致严重受伤的儿童数量，1993年是1986年的将近三倍——仅仅七年时间就出现了如此令人咋舌的增长。 [22] 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的一项研究表明，1980—1993年间，针对儿童的肉体虐待、性虐待和精神虐待，虽然不是急剧增加但也有大幅上涨。 [23] 尽管媒体为追求轰动效应往往会夸大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24] ，但有理由相信虐待儿童的现象在大断裂时期确实增多了。
从生物学的视角来看，离婚率和非婚生育率的增加会造成替身父母（substitute parents）虐待儿童的问题，特别是那些起初只想跟孩子母亲上床的男人，对他们来说孩子再好也是个麻烦。马丁·戴利（Martin Daly）和马戈·威尔逊（Margo Wilson），两位进化论心理学家，曾对此问题做过细致的研究，他们认为，“若以父母动机问题的达尔文主义观点来看，最明显的预判就是，替身父母通常对孩子的照顾不如亲生父母那般精细”。 [25] 他们指出，几乎在世界上每一种文化中，都有描写狠毒的继父母的那类“灰姑娘式”的民间故事。有些城市警方记录良好，区分了替身父母还是亲生父母实施暴力，结果显示孩子在替身父母遭受虐待的可能性是在亲生父母那里的十到一百倍。英国的“家庭教育信托”（Family Education Trust）机构也得出了相似的研究结论：同亲生父母生活的孩子遭受虐待的可能性是平均起来每个孩子遭受虐待的可能性的一半，只有母亲陪伴的孩子遭受虐待的可能性是平均情况的1.7到2.3倍，而同生母和继父一起生活的孩子遭受虐待的可能性是平均情况的2.8到5倍。 [26] 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的一项有关儿童被虐待和被忽视的研究表明，单亲家庭孩子遭受虐待的几率“是总体上双亲家庭孩子遭受（符合‘伤害标准’的） [27] 家长虐待几率的1.75倍”；单亲家庭发生儿童被忽视的几率是双亲家庭的2.2倍。 [28] 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针对儿童的暴力也会扩大到孩子母亲那里，成为危害她们的因素。 [29]
事实上，虐待儿童的现象也与家庭收入和其他经济社会状况的指标有密切的联系，只是前面引述的研究都没能采用更加复杂的多变量分析，来厘清社会等级和家庭结构的对应影响。贫困会引发虐待儿童的事情。有必要指出，贫困率（至少在美国）往往随经济周期变动，然而，一般而言，并没有出现与虐待儿童案件大幅上升相对应的贫困人数的增长。 [30] 正如大断裂的其他方面那样，很难单凭大的经济变量来解释社会指标的显著变动。
当然，世界上也有很多尽心尽责的继父母，对继子继女的关爱和照料一点不比其亲生子女少。 [31] 亲属固然值得珍贵，但只要人们愿意，也能与其他生命绾结在一起，从孩子到宠物都如此。实际上，很可能有许多继父母会对继子继女付出更多的努力、给予过度补偿的关爱，以此显示他们没有厚此薄彼。存在继父母的重组家庭，其环境微妙，因此可能带来完全不同的问题，新的父亲不愿介入对孩子的干涉和约制，因为作为非亲生父亲他觉得他没有权利这么做。 [32]
